乔致庸很会做生意，左宗棠西征时，乔家出了好几百万两银子，但也有一定条件，就是大军到达新疆后，乔家可以派一个票号跟随经营后勤，为军队筹办粮草，负责汇兑朝廷的军饷。军费急缺时，乔家票号还会为左宗棠借支透支。当西北安定下来，朝廷调左宗棠回京任军机大臣时，路上费用也都是由乔家票号提供的左宗棠打新疆，国库快空了。朝廷捉急，乔家票号却抬出几百万两白银砸进军费。但这钱不是白给的，乔致庸眼光毒辣： 钱我出，后勤我包，军饷汇兑我来干。生意做到军队里，这才叫玩明白了。 你可别以为乔致庸是脑子一热砸钱，这老狐狸的算盘打得比谁都精！搁19世纪70年代，清朝国库空虚到啥地步？平定太平天国刚花光积蓄，沿海又要防列强，西北军费缺口高达上千万两，朝廷连官员俸禄都快发不出来了。左宗棠上书求拨款，户部只给了个“酌情办理”的空文，意思就是“没钱，你自己想办法”。 这时候乔致庸站出来了，一句话拍板：“左大人要收复国土，乔家不能看着！” 但他可不是慈善家，几百万两白银扔出去，背后藏着晋商最顶级的商业逻辑。你想想，新疆一打仗，几十万大军的粮草、弹药、军饷全是刚需，这可是稳赚不赔的“国家生意”，而且没人敢赖账——朝廷再穷，也不能欠着收复国土的军饷，更不能欠着给军队供血的商人钱。 乔家派去的票号伙计，那都是百里挑一的能人！不仅要会算账汇兑，还得懂军务、通方言，跟着大军在戈壁滩上扎帐篷。白天顶着烈日找牧民买牛羊、筹粮草，晚上点着油灯核对账目，遇上风沙天看不清账本，就用石头压住纸边角；碰到土匪劫道，还得跟着士兵一起护着银车，手里都得揣着短刀自保。有史料记载，乔家票号为了保障军饷汇兑，在西北沿途设了十几个分号，从山西祁县到新疆伊犁，几千公里的路程，汇兑银子误差不超过一两，速度比朝廷的驿站还快。 更绝的是乔致庸的“借支透支”操作。左宗棠部队有时候推进太快，朝廷的军饷还没到，士兵都快断粮了，乔家票号直接先垫钱买粮，甚至给士兵预支军饷。这操作看着冒险，实则是拿捏了人心——士兵们拿到现钱，打仗更卖命；左宗棠欠了乔家人情，以后自然会关照；朝廷看到乔家这么给力，也给了乔家票号“官督商办”的特权，允许他们经营官银汇兑，这可是别人求都求不来的肥肉！ 你知道这几百万两银子的回报有多惊人吗？新疆平定后，乔家票号垄断了西北的官银汇兑业务，朝廷的军饷、地方的赋税，全走乔家的渠道。而且随着西域商贸通道打通，乔家又借着后勤经营的便利，做起了茶叶、丝绸、皮毛生意，把山西的货卖到新疆，再把新疆的特产运回内地，利润翻了好几倍。到光绪年间，乔家票号遍布全国几十个城市，甚至把分号开到了俄罗斯，成了真正的“汇通天下”。 有人说乔致庸是“趁国难赚钱”，可你反过来想，要是没有乔家的银子，左宗棠可能连新疆都出不去，国土说不定就丢了。乔致庸的聪明之处，就在于他把生意和国家利益绑在了一起——国家需要钱打仗，他出钱；国家需要人办后勤，他出人；最后国家安定了，他也跟着赚得盆满钵满。这哪儿是单纯的做生意啊，这是把“义利兼顾”玩到了极致！ 而且乔致庸从不做一锤子买卖。他给左宗棠的粮草，都是足斤足两的好粮，从不用陈粮以次充好；汇兑军饷，分文不取手续费，还主动承担运输风险。左宗棠回京后，特意给乔家题了块“福种琅嬛”的匾额，这可是朝廷大员对商人的最高认可，乔家凭着这块匾，在全国各地做生意都没人敢刁难。 说白了，乔致庸的生意经，放到现在都不过时。他知道，真正的大生意，从来不是盯着眼前的小利，而是要看长远的格局。你敢在国家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国家就会给你别人没有的机会；你对合作伙伴坦诚相待，别人就会对你不离不弃。乔家能富过三代，成为晋商翘楚，靠的不是投机取巧，而是这种“敢担事、会做事、重情义”的经商智慧。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