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锦州，一男子多年前把400g金条卖了14万，借给朋友。不料，金价大涨，男子心思变了，找到朋友，要求其出具了一张新欠条，写明“欠金条400克”。与此同时，双方对过往债务进行结算，签署的另一份总借据中，却清楚写着借款为“现金”37.4万元。随后，男子一纸诉状递到法院，坚称自己当初借出的是金条本身，要求朋友按暴涨后的金价偿还30万元，而非当初的14万现金。法庭之上，朋友则反驳，借款就是实打实的转账现金，所谓“金条欠条”只是对钱款来源的说明。法院这样判决。 据悉，王某民与朋友小王，原本是雇主与雇员的关系，这种关系里，除了工作上的指挥与服从，往往还容易掺杂进私人间的经济往来。 最初，是一笔10万元的现金借款，外加4万元的利息，时间久了，利息也渐渐被并入借款本金。 几乎在同一时期，2022年4月至5月，又有一笔14万元的借款发生。 此外，小王还为王某民工作，有一笔9.4万元的工资迟迟未结，最终也转化成了白纸黑字的欠款。 2024年12月22日，两人坐下来，签下了一张借据。 这张借据写明：小王向王某民借款现金共计37.4万元，并承诺在2025年1月21日前还清。 2025年2月，小王又向王某民出具了另一张字据，上面写着：“今欠王某民建行金条400克（纯度99.99%），共计四百克。” 王某民声称，那14万元的本金，并非普通的现金，而是他卖掉自己持有的400克建设银行金条所得的款项。 在他看来，王某民借给朋友的“不是钱，而是金条”，只不过当时金条变现了，才以现金形式交付。 2024年11月至2025年3月期间，小王陆续偿还了31.9万元。 但王某民认为，这远远不够。 双方对剩余债务的金额产生了根本性分歧，最终对簿公堂。 在法庭上，王某民讲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借贷故事”： 王某民坚持认为，自己出借的标的物是“400克金条”本身，而非金条变卖后的14万元现金。 王某民回忆说，当时两人曾一同出售金条，无论最终是谁经手卖掉了金条，都不改变他出借金条的事实性质。 王某民向法庭陈述，自借款以来，黄金价格一路飙升，到起诉时，400克金条的市场价值已远超当年的14万元，达到了约30万元，小王应按照30万元的标准来偿还这笔“金条债”。 而小王，则给出了另一个版本的事实： 小王承认确实收到过钱，但坚决否认收到过金条。 小王辩称，当年两人一起去卖金条是事实，金条卖了18万多元也是事实，但王某民借给他的，是实实在在的现金，而且是分三次转账交付的，总共是14万元。 小王认为，那张“400克金条”的欠据，只是对这笔14万元现金借款来源的一种事后说明或折算方式，并不能改变借款是现金这一本质。 法院会如何判决呢？ 《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八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及时提供证据。 最高法《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 法院指出，出借人应对借贷合意的成立、款项交付等事实承担举证责任。 王某民与小王于2024年12月22日签订的《借据》是双方对包括10万元本金及转化利息、14万元争议款项、9.4万元工资债转进行清算、汇总并重新确认的书面文件。 该《借据》是双方建立借贷合意的最直接、最有力的证据，它清晰地表明，双方在签署时共同确认的法律关系是“现金借贷”，效力最高。 相比之下，2025年2月小王单方出具的记载“欠王某民建行金条400克”的《欠据》，时间在后、内容与前一份《借据》直接冲突，且无法证明是双方变更借贷性质的共同意愿。 法院认为，在无其他充分证据佐证其可替代或变更主《借据》内容的情况下，该《欠据》的证明力明显弱于主《借据》，倾向于认定双方建立并确认的是 “现金借贷” 合意。 此外，《民法典》第六百七十九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成立。 法院进一步指出，民间借贷是实践合同，看“做了什么”比“说了什么”更重要。 具体到本案，双方均确认，案涉14万元款项的产生背景涉及金条出售，王某民并非将400克金条实物直接交予小王，而是双方共同前往金店，将金条变卖为货币。 随后，王某民将售金款中的14万元，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分次支付给小王。 这清楚地表明，实际交付并发生所有权转移的标的物是货币，而非黄金实物，王某民“出借金条”的主张因未完成实物交付，不能成立。 法院认为，王某民无法充分举证证明其出借了金条给小王，理应承担举证不利后果。 最终，一审、二审法院均仅判决支持小王仅需偿还剩余本金5.5万元及相应利息。 对此，您怎么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