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总养大的儿子，22岁当上师长，毛泽东说他必反，彭总不信。彭总一生没有留下子女，但早年却养过一个儿子，22岁当上了师长，这样的年纪获得如此高的成就，自然令彭总更为期待，谁曾想毛主席却说他必会反叛。 1928年的井冈山，秋雨刚歇，山路泥泞。12岁的郭炳生把那顶破旧的灰布军帽紧紧攥在手里，帽檐早已磨得起毛，却还残留着父亲的汗味。 那是父亲郭得云留下的唯一念想。队伍出发时，他个头矮小，被背着枪的战士挡在后头，可他一声不吭，咬着牙，硬是跟着红军走了整整30里山路。 山风刮过松林，冷得刺骨，郭炳生的草鞋被泥水泡得发软，脚底起了泡，每走一步都钻心地疼。 他摔倒了好几次，又自己爬起来，把军帽往怀里一塞，继续追赶队伍。有人劝他歇歇，他摇头，说：“我爹也是这样走的。”一句话，说得人心里发紧。 郭得云曾是彭德怀的老班长。那年战斗最紧的时候，郭得云替彭德怀挡了一梭子子弹，倒在阵地前。 噩耗传来，彭德怀沉默了很久，什么也没说。直到在井冈山看到这个瘦小却倔强的孩子，他才伸手把郭炳生拉到身边。 夜宿山坳，篝火微弱。彭德怀把自己的干粮分了一半给郭炳生，看着孩子低头啃得认真，忽然红了眼眶。他轻声说：“以后跟着我。”就这样，郭炳生成了彭德怀的干儿子。 郭炳生第一次引起全军注意，是在二十出头的年纪。 那年他才22岁，却已经顶着“师长”的头衔。放在当时的红军里，这几乎是传奇式的履历。 仗打得猛，冲锋时永远跑在最前头，刀子抡起来毫不犹豫，子弹擦着耳朵飞，他连眉头都不皱一下。彭德怀爱这样的猛将，觉得这是天生打仗的料子，是红军里不可多得的“尖刀”。 1930年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会议上，彭德怀干脆把郭炳生拉到了毛主席面前。 “主席，您瞧瞧，”彭德怀语气里带着少有的兴奋，“这是我干儿子！” 毛主席抬眼看他。年轻、精瘦，眼神转得飞快，站在那里却怎么也静不下来。主席点起一支烟，没有说话，只是看。 烟雾在昏黄的油灯下慢慢散开，郭炳生却忍不住开口，语速极快，嗓门不小，说起战例来手舞足蹈，唾沫星子乱飞。 说到兴起，他甚至拍着胸脯冒出一句：“政治课有啥用？打仗靠的是大刀片子！” 这句话一出口，屋里安静了片刻。 那一瞬间，他心里已经有了判断——这个年轻人，太信武力，太轻思想。 可事实证明，毛主席的判断来得太早，也太准。 从1931年开始，郭炳生的变化越来越明显。他不耐烦开会，不愿意听政治干部讲话，甚至当众讥讽宣传员“纸上谈兵”。 他在部队里开始耍威风，仗着自己是“能打的师长”，对纪律阳奉阴违，对上级指示挑三拣四。 更严重的是，他开始在思想上动摇。 1932年，第四次反“围剿”进入最吃紧的阶段。敌强我弱，补给困难，部队连续转战，许多战士一天只能吃一顿稀得照见人影的粥。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郭炳生没有稳住队伍，反而在连队里私下散布消极言论。 “跟着国民党，至少能吃饱饭。” “红军这样打，迟早要完。” 这些话像毒水一样，在疲惫的队伍里悄悄蔓延。 有战士听了心里发慌，也有人愤怒举报。组织找他谈话，他却满不在乎，甚至反问：“不说实话，难道让兄弟们饿死？” 从那一刻起，郭炳生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性格问题”，而是立场出了根本偏差。 随后，他开始暗中与敌方接触，借着作战调动之机，为自己留后路。表面上仍然带兵，内心却早已在算退路。他不再考虑如何完成战斗任务，而是盘算一旦局势不利，如何保存自己。 叛变发生得并不突然，却依旧让人震惊。 在一次行动中，郭炳生带部擅自脱离指挥，随后投向敌方。消息传回时，许多老战士难以置信——那个曾经冲锋在前、被称作“赵子龙”的年轻师长，最终还是倒在了思想这一关上。 事后总结时，毛主席只说了一句话：“枪能打仗，思想才能定方向。” 郭炳生的叛党，不是因为不勇敢，而是因为他只信刀枪，不信信念；只看到眼前一顿饭，却看不到革命的前途。他的坠落，也成为红军早期血与火中最沉痛的一堂课。 ——没有正确的立场，再锋利的刀，也会转向自己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