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的黄兴，是真狠啊！ 你想想，长沙城一半都是他家的，收租都要跑两天马。结果呢？全卖了！哪怕去骗亲姑姑的钱要搞革命。 没人能想到，一个坐拥泼天富贵的少爷，会主动把一切都砸了搞革命。黄兴家在长沙是实打实的望族，祖上几代人攒下的家业，厚到能撑起半个长沙城的名头。 家里有近2000亩良田，按当时的说法就是300石谷田，光这一项，每年收租就能有七八万斤谷子。 还有一座占地36亩的大庄园，护庄河绕着园子流，里面亭台楼阁、竹林花园样样齐全，光是能住人的屋子就有上百间，搁现在就是顶级的豪门宅院。除此之外，镇上还有典当铺、粮铺、杂货铺，耕商并举，财源不断。 那时候黄家收租，都得骑马跑两天才能把所有佃户的地界走完。换作普通人，守着这份祖业，子孙三代都能锦衣玉食、无忧无虑。 可黄兴偏不，他眼里根本没有这份安稳，满脑子都是推翻腐朽的清政府，给四万万同胞找条活路。 革命这事儿，光有热血不够，得烧钱。买枪支弹药要花钱，联络新军、会党要花钱，安置革命同志也要花钱。黄兴没跟家里人多商量，直接就动了祖产的主意。 1903年他创办华兴会，要搞武装起义，第一步就是变卖田产和房屋。他不管买家给的价钱合不合理，只要能换成现钱，拿起田契就签字。 佃户们看着心疼，纷纷来劝他，说这是祖宗传下来的基业，不能就这么败了。黄兴只跟他们说，祖宗留基业是为了子孙活命，现在国家都要没了，留着这些地有什么用。 卖掉凉塘的祖宅和田产后，他只在浏阳河畔盖了几间简易房，把一家老小安顿在那儿。后来一家人好不容易在文星桥稳住脚，他又把住处卖了，钱全投给了国民党支部竞选，还特意跟家人说，这事关乎信用，不能含糊。 之后全家搬到潮宗街的陋室里，他就给屋子题了个“倚霞阁”的名字，算是给妻儿一点慰藉。就这么折腾下来，祖上几辈人的心血，全被他换成了革命经费，前后凑了几万块银元，买了500杆长枪、200支手枪，全用来筹备长沙起义。 家产卖光了，经费还是不够。黄兴把心思动到了亲姑姑身上。他姑姑一辈子省吃俭用，攒了一笔养老钱，那可是老人家的棺材本，看得比命还重。1908年钦州、廉州起义前夕，黄兴在越南急得团团转，军饷不到位，枪炮就运不进来，起义只能黄掉。 他心一横，给姑姑写了封家书，没敢说真话，只谎称自己在海外做生意亏得一塌糊涂，欠了巨额债务，眼看就要被债主抓去坐牢，甚至有性命之忧。姑姑收到信后，急得坐立不安，哪儿还顾得上多想，当即就把毕生积蓄全拿了出来，还想再借点钱给侄子救急。 这笔带着老人家体温的钱，一到黄兴手里，就被他毫不犹豫地换成了子弹，射向了清政府。后来姑姑知道真相，气得差点晕过去，黄兴却连句道歉的话都没有，转头就投身到起义筹备中。 换作旁人，就算再急，也未必能对亲姑姑的养老本下手，可黄兴敢，这份狠劲，不是一般人能有的。 他对自己更狠。黄花岗起义时，他亲自带头冲锋，被清军的子弹打穿手指，两根指头直接被齐根打断，鲜血顺着枪柄往下流，疼得钻心，他却面不改色，包扎一下继续往前冲。 起义失败后，清廷悬赏五万两白银要他的人头，他躲到日本，没过多久又偷偷回国，接着组织反清斗争。辛亥革命十次起义，他无役不从，枪林弹雨里从来都是身先士卒，从没想过退缩。 有人说他傻，放着好好的富家少爷不当，非要去造反，搞不好还要株连九族。可黄兴根本不在乎这些。他本不是穷途末路才反清，恰恰是因为日子过得好，才更看不惯百姓受苦、国家沉沦。 在两湖书院读书时，他接触到西方民主思想，亲眼见洋人在租界里耀武扬威，清廷官员腐败无能，百姓交完苛捐杂税只能吃糠咽菜，清军拿着破旧武器还在欺压良善。 那些日子，他夜夜难眠，心里清楚，光靠读书救不了这个病入膏肓的国家。 革命成功后，他的狠劲又变成了谦让。当时论威望、论人脉、论对革命的贡献，他都稳坐第一，众人都劝他当领袖，可他却力推孙中山，说革命要的是团结，不是争权夺利。 他拒绝了所有封赏，只想解甲归田，一门心思为国家建设出力。后来袁世凯称帝，他又拖着病体回国，担任讨袁军总司令，直到把自己的身体熬垮。 1916年，黄兴年仅42岁就去世了，临终前还在惦记着国会立法、照顾革命同志，只嘱咐子女，不要为他流泪，要把眼泪留给苍生。 黄兴的狠，从来不是为了个人名利。他是把自己的身家、亲情、性命，全都当成了革命的赌注。别人革命是被逼无奈，他是主动往火里跳，明知前路是死路，也偏要闯一闯。他卖掉的是祖产，“骗”走的是姑姑的养老钱，可换来的，是推翻封建帝制的希望，是后世子孙的安稳日子。 现在长沙还有黄兴路、黄兴小学，岳麓山上有他的墓，人们记着他，不是因为他当年多有钱，而是记着他那份为了家国，甘愿舍弃一切的狠劲。 这种狠，是大无畏的担当，是刻在骨子里的家国情怀，越往后品，越让人敬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