泪目！湖北某中学，一名女教师下课回到办公室后突然失声大哭，称短短一个星期的时间，班里第一名、第二名2个学生陆续办了转学，她担心班里学习氛围和成绩被打散，直言：“比离婚还伤心！” 没人笑话她矫情，反而不少家长、同行看了都跟着揪心。 这位老师今年二十八岁，教数学，带的是初二（3）班，班里四十一个学生，足足二十二个数学不及格，剩下十九个里，就这两个孩子能冲进年级前五，撑着整个班的学习门面。 男生李哲数学从没考过低于九十八分，女生周雯的物理实验报告，写得细致到老师都批注可以当范本给全年级参考。 他们不光自己成绩好，还帮着老师稳住班风——下课总有同学围着他俩问难题，自习课没人吵闹，都是他俩带头守纪律，就连老师课后补基础，七个学困生都是他俩帮忙盯着讲解的。 老师对这个班的投入，早超出了本职工作的范畴。 每天早上六点二十就到学校，比早读时间早半小时，就为了盯着学生晨读、改完前一天的作业。放学后不马上走，留十三个基础差的学生分三组补课，周末自己出三套练习题，打印出来发到家长群，学生做完交上来，她用红笔一道道改完，再拍照逐题讲解。 这些事从没申报过任何奖励，却都实实在在写在绩效表上，而绩效的核心，就是班级平均分和优秀率，这两项全靠李哲和周雯撑着。 第一个走的是李哲，原因很简单，他爸妈工作调动去武汉，转学手续办得又快又急。走的前一晚，李哲还特意去办公室找老师，改完了最后一本练习册。老师当时强忍着情绪，送他到校门口，只说了句“保持联系”。可第二天她连早饭都没吃，教案本上反复划着周雯的名字，那是她仅存的指望。 没等她缓过来，周雯的家长也来了学校。家长带着水果，说话客客气气，说不是学校不好，就是想让孩子去省城的私立中学，专门冲竞赛班，以后考名校更有把握。 话刚说完，老师转身就躲进了洗手间，出来时眼睛肿得像核桃，连课都没法上。 真正压垮她的，不是失去两个学生，是突然发现自己两年的付出，好像一下子就被清零了。 她熬了无数个夜改作业，为了盯学生身体垮了喝中药，攒着耐心一点点带差生抽尖，到最后在考核体系里，就换算成两行冰冷的数字：平均分要掉4.3分，优秀率要跌12%。 学校说转学是个人行为，不影响考核，可考核细则白纸黑字写着，连续两年没达到年级均值，就取消职称参评资格。 班风更是直接断了链子。以前早读有李哲带头，声音洪亮整齐；小组作业有周雯牵头收交、核对答案；就连黑板报，都是他俩组织同学一起画。 现在俩孩子一走，早读没人带头，教室里稀稀拉拉；基础差的学生遇到难题，没人及时讲解，慢慢就没了做题的劲头；几个中等生私下嘀咕，学习的榜样都没了，学着也没劲儿。 老师说，她不是非要留着这两个孩子，是留不住自己两年攒下的班风，留不住那种慢慢往上走的势头。 有人说家长太功利，只顾着孩子前途，不管班级情谊。可换位思考，家长也没做错什么。现在优质教育资源都往大城市、私立学校集中，普通中学缺好的竞赛指导，缺顶尖的师资，家长想让孩子冲名校，只能想方设法往好学校转。 这不是个别现象，很多县域中学、普通中学都面临这样的问题，尖子生留不住，学困生带不动，老师夹在中间左右为难。 教育部早就发过文件，说要弱化分数导向，不把升学率和教师评优、职称挂钩，不让教育陷入唯分数的内卷。 可到了基层，这些要求根本落不了地。 一个老师带着四十多个学生，二十多个要从基础加减法重新教，每天应付日常教学都够累，哪有精力搞过程性评价、建同伴互助课程？ 那天哭了半个多小时，老师擦干脸还是去上了课。板书写得比平时慢，手还在微微发抖，可每一道题都没跳过，每一个知识点都讲得仔仔细细。 课后有两个男生追出来，小声问她：“老师，周雯走的时候说，她教我的解题方法，以后我不会了还能问您吗？”老师点点头，没敢说话，怕一开口又哭出来。 后来年级组长给她调了个初三的班，学生少点，基础也稍好一些。她没推辞，也没道谢，只是把李哲和周雯的作业本，单独放进抽屉最下面，没锁也没扔。那上面的红笔批注，密密麻麻的小字，不是写给领导看的，是写给学生的，哪怕他们已经转学离开。 这滴眼泪，从来不是软弱。是两年四百多节课，两千多次课堂提问，一万七千多句“听懂了吗”，最后被两张转学证明轻轻掀翻的无力。老师只是太认真了，认真到忘了在现行的评价体系里，学生可以流动，成绩可以被替代，唯独她倾注的心血，没人算进考核里。 我们总说老师要坚守教育初心，可初心也需要土壤。当老师的付出抵不过名校光环，当班风学风敌不过资源差距，当真心育人被分数绑架，受伤的不只是一个崩溃大哭的老师，还有那些被“择优”抛下的普通孩子，以及慢慢变味的教育本质。 什么时候，老师不用再为尖子生转学崩溃，不用再靠个别学生撑起考核，教育才能真正回归教书育人的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