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绀弩的“狡辩” 新中国成立后，聂绀弩写了大量精彩的古典长篇小说人物论，而且他的咏《水浒》、《红楼》等书中人物的律诗也在朋友间传诵一时。如他的咏林冲的句子：“男儿脸刻黄金印，一笑身轻白虎堂。”写得慷慨悲凉，催人泪下。 这两句诗，懂行的人一看就拍大腿，这哪里是单纯写林冲？这分明是聂绀弩在写他自己，写他们那一代人！什么叫“脸刻黄金印”？那是古代犯人的刺配之刑。聂绀弩身上，实实在在挨过另一种“黄金印”——他1955年受牵连，1957年又被划为右派，发配北大荒劳动改造。他自己的脸，早就被那个时代的无形烙铁，刻上了屈辱的标记。 可你看看他怎么写？“一笑身轻白虎堂！”好一个“一笑”，好一个“身轻”！这里面没有哭天抢地的抱怨，反而有种看透之后的旷达，甚至带点冷峭的幽默。林冲是误入白虎节堂的陷阱，聂绀弩们何尝不是踏入了一种历史性的困局？但他偏用“身轻”来形容，那种甩脱了某些沉重包袱的复杂感受，只有亲历者才能体会。他把个人的苦难，用一种高超的艺术手法，折叠进了古人的命运里。这诗在朋友间传抄，朋友们读的难道是林冲？不，他们读的是老聂这个人，是他们共同的境遇。 这就引出一个挺尖锐的问题：一个刚刚从政治泥沼中挣扎出来，身上还带着伤痛的人，为什么一头扎进故纸堆，去谈什么宋江、林黛玉？这不是逃避吗？你如果这么想，可就太小看聂绀弩，也太小看中国文人骨子里的那种韧性了。 他哪里是在逃避，他是在“借尸还魂”，用古人的酒杯，浇自己胸中的块垒。他评《水浒》，论《红楼》，笔下那些人物的冤屈、挣扎、叛逆与妥协，处处都有现实的影子。他不能直接评论时事，但他可以畅谈古人；他无法直抒胸臆，但诗句里的悲凉与嘲讽，明眼人都懂。这是一种被迫练就的“狡辩”，一种戴着历史面具的呐喊。 说回他这个人。聂绀弩可不是那种书斋里养出的文人。他年轻时就闯荡江湖，参加过国民革命军，后来到莫斯科留学，回国后办报、写杂文，以笔杆锋利著称。他是经历过狂风巨浪的人。 正因如此，他晚年的这些古典人物论和诗作，才浸透了一种厚重的生命质感，那不是学术研究，那是生命经验与古典文本的激烈碰撞。他写林冲的“黄金印”，笔力能透进纸背，因为那印记就烫在他自己的灵魂上。 我们读他这些作品，会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最个人化的痛苦经验，通过最传统古典的文学形式，反而获得了某种永恒性和普遍性。 他个人的“狡辩”，成就了一种超越时代的深刻对话。他让今天的读者明白，古典文学从来不是僵死的标本，当一颗饱受创伤的现代灵魂注入其中，那些几百年前的人物和故事，立刻会焕发出惊人的、照见现实的光芒。 那么，文学于苦难究竟有何用？聂绀弩用他的实践给了一个答案：它或许不能阻止苦难的发生，但它能冶炼苦难，把屈辱的“黄金印”锻打成一把解读历史、沟通人心的钥匙。它让一个人即使身处困顿，也能保持精神的独立与锋利，完成一种高傲的、沉默的“狡辩”。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