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月27日，日本官房副长官向中方公开表达了不满，他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连续回答两个涉华问题，虽然在控制情绪，但仍能看出他深深的“无奈”感。 据NHK报道，在众议院选举相关话题之外，记者们最关注的便是中日关系动态，佐藤启面对的第一个问题涉及“中日青年文化交流项目在部分地区的暂停现象”。 记者援引数据指出，2025年下半年以来，至少有四个原定举办的中日青年互访项目被推迟或取消，询问日本政府对此的评估。 第二个问题则更为具体：关于“两国地方城市间的姐妹城市交往中出现的新障碍”，提问记者列举了三个实例，包括双方在纪念活动安排、文化交流内容和历史表述上的分歧，询问政府是否掌握相关情况以及采取何种应对措施。 佐藤启的回应保持了外交官的谨慎平衡，他一方面肯定中日民间交流的重要性，表示“政府一贯支持并鼓励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 另一方面又委婉指出“在当前环境下，某些交流活动确实需要更多的时间和耐心来推进”，这种看似矛盾的表态，加上他难以完全控制的面部表情，透露出了当前中日民间交流面临的真实困境。 分析人士指出，佐藤的“无奈”至少反映了三层现实： 第一，政治气候对民间交流的渗透日益加深，尽管中日两国政府都公开表示支持民间往来，但宏观关系中的敏感议题不可避免地对具体交流项目产生辐射效应。 一项2025年的调查显示，超过60%的地方文化交流组织表示“感受到比以往更强的政治敏感性考量”。 第二，数字时代民间交往的复杂性，社交媒体的普及使原本限于小范围的交流活动可能迅速成为全国性甚至国际性话题，一个地方性的姐妹城市活动如果涉及任何有争议的历史或文化表述，都可能被放大解读，这使得组织者不得不更加谨慎。 第三，代际认知差异带来的新挑战，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报告指出，两国年轻一代对彼此国家的认知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与老一辈基于历史记忆的认知不同，年轻一代更多通过流行文化、社交媒体和全球化产品形成对邻国的印象，这种认知方式的差异导致传统交流模式需要革新。 深入观察会发现，中日民间交流正经历一场静默但深刻的转型。 形式多样化与传统渠道萎缩并存，一方面，线上交流、虚拟现实文化体验、共同数字创作等新型交流形式蓬勃发展。 另一方面，传统的互访、实地考察、面对面的文化活动数量确实有所减少，日本文化交流协会的数据显示，2025年线上文化交流项目同比增长43%，而实体互访项目则下降了约18%。 地方主导与中央协调的张力，近年来，两国地方政府在推动交流方面表现出比中央政府更大的灵活性，但这也带来了协调难题，佐藤启在记者会上透露，中央政府正在考虑建立“更加系统的地方交流支持框架”，但具体方案仍在讨论中。 经济纽带与文化认知的错位，尽管中日经济相互依赖依然深厚，但文化认知的差距并未同步缩小。 东京大学的一项研究指出，两国公众对彼此的好感度与经济往来程度呈现“背离曲线”——这一现象在主要经济伙伴关系中相当罕见。 佐藤启在发布会上的“无奈”，与其说是一种外交困境的表现，不如视为一个契机，提醒我们重新审视中日民间交流的根本目的与方法论。 传统上，我们往往将“民间交流”视为国家关系的润滑剂或温度计，赋予其过于沉重的政治功能期待，这种工具性思维可能导致交流本身失去自主性与纯粹性，当每个文化交流项目都被置于外交天平上衡量时，组织者和参与者的自发热情难免被稀释。 真正的突破或许在于将“交流”升级为“共生”，这意味着不再将对方视为需要了解和沟通的“他者”，而是在共同关切领域构建实质性的合作生态。 比如在气候变化、老龄化社会应对、灾难防治等全球性议题上，中日民间社会可以建立超越国界的协作网络。 数字时代的独特机遇常被低估，虚拟空间不仅提供了规避地理和政治障碍的可能性，更重要的是创造了平等参与的新场景，一位北海道农民与一位四川茶农通过直播交流种植经验，一群东京与上海的游戏开发者合作开发反映两国文化元素的游戏，这些“去仪式化”的日常互动可能比精心策划的文化节更具渗透力。 值得注意的是，青年一代正在用全然不同的方式建立连接，他们可能对正式的外交辞令无感，却通过动漫、音乐、短视频和在线游戏形成自己的跨国社群，这些自下而上、自发生长的连接往往比官方渠道更坚韧，因为它们基于真实的共同兴趣而非政治正确。 最后，我们需要重新定义“成功交流”的指标，不是举办了多大规模的活动，也不是有多少高层人士出席，而是是否培育了可持续的人际网络和专业社群，是否创造了可以独立于政治气候而存续的协作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