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八路军想除掉汉奸杨新元，但苦于一直找不到机会，这时另一个汉奸主动要帮忙，说是可以制造机会，他说：“只要你们给我写两封信，这事包在我身上。 主动请缨的汉奸叫张启元，时任日伪政权的维持会副会长，按说该和杨新元沆瀣一气，可两人早就因分赃不均结下死仇。杨新元是当地地头蛇，投靠日军后垄断了县城的粮食和鸦片生意，不仅独吞大部分好处，还多次在日军军官面前排挤张启元，甚至派人砸了他的杂货铺。张启元怀恨在心，却没能力单独报复，直到听说八路军一直在找杨新元的麻烦，才下定决心铤而走险——他要借八路军的手，除掉这个眼中钉。 八路军冀中军区锄奸队一开始对张启元的提议充满警惕，毕竟“汉奸帮八路军”听起来太过荒谬。队长李铁柱带着两名队员，乔装成货郎潜入县城，在张启元指定的破庙里见了面。昏暗的油灯下，张启元掏出一把日军通行证，压低声音说：“杨新元每周三下午会去城外据点送情报，路上要经过三道岗哨，我能让岗哨放行，但需要你们写两封信配合。”他解释，第一封信要假装是八路军写给张启元的“策反信”，故意让日军截获；第二封信则是给杨新元的“诱降信”，措辞要暧昧，让日军怀疑两人私下勾结。 李铁柱和队员们反复商议，觉得这计划虽险，但确实是除掉杨新元的最佳时机。当时杨新元作恶多端，不仅向日军泄露八路军的粮库位置，还带领日伪军烧杀抢掠，仅半年就有十几个村庄遭他毒手，村民们对他恨之入骨。锄奸队最终决定信任张启元，按照他的要求写了两封信，字迹故意模仿不同的人，还在“策反信”里提到了几个无关紧要的假情报，增加可信度。 张启元拿到信后，立刻开始行动。他先把“策反信”藏在自己家的柴房，然后故意在日军翻译官面前“酒后失言”，说杨新元最近和陌生人来往密切。日军本就对汉奸互相猜忌，立刻派人搜查张启元家，果然找到了那封“策反信”。张启元“惊慌失措”地供出“线索”，说杨新元可能也和八路军有联系，还暗示自己曾见过杨新元收到过可疑信件。 紧接着，张启元托人把“诱降信”送到杨新元手上，信里写着“愿与兄共图大业，待时机成熟共投八路军，共享富贵”。杨新元看完信后，觉得是天大的好事，竟没多想就把信藏了起来，还盘算着日后若日军败了，能靠这封信给自己留条后路。可他没想到，这封信早已被张启元做了手脚，信封上的火漆印里掺了特殊粉末，日军的警犬一嗅就能发现。 周三下午，杨新元带着两名保镖照常去城外据点送情报。走到半路，早已接到命令的日军岗哨突然拦住他，说要例行检查。杨新元仗着自己是日军的“红人”，态度十分嚣张，可警犬很快就在他的公文包里找到了那封“诱降信”。日军军官当场暴怒，认定杨新元是八路军的内应，不由分说就下令开枪。混乱中，杨新元想逃跑，却被早已埋伏在附近的八路军锄奸队堵住去路。 李铁柱一声令下，队员们枪声齐发，杨新元身中数枪倒地身亡，两名保镖也被当场击毙。而张启元则因为“揭发有功”，不仅没被日军怀疑，反而升任了维持会会长。有人问他为什么要帮八路军，他只说了一句：“杨新元该死，我不过是借刀杀人。”但锄奸队心里清楚，若不是张启元提供的关键信息和周密计划，想要在日军的严密保护下除掉杨新元，根本不可能。 这件事后来被收录在冀中军区的锄奸档案里，成为抗战时期的一段奇闻。张启元虽为汉奸，却因个人恩怨帮八路军除掉了大叛徒，这种复杂的人性博弈，在战乱年代并不少见。但无论动机如何，杨新元的死确实为民除了害，也打击了日伪的嚣张气焰。抗战时期，正是无数这样的正义之举汇聚成洪流，才最终战胜了侵略者。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