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鞠萍向丈夫提出了离婚，丈夫却提出孩子和钱只能带走一样。鞠萍一听就知道他打的什么主意。可鞠萍不忍孩子留在这里，最终放弃了财产。 离婚不是一时冲动。1966年出生在北京普通人家的鞠萍，从小一路读书、唱歌、进少年合唱团，再到北京幼儿师范，走上少儿教育这条路本就不易。 进了中央电视台，她从幕后的小姑娘做起，1985年站到《七巧板》台前，后来又主持《大风车》，成了几代孩子心里最温柔的“鞠萍姐姐”。 她在屏幕前笑意盈盈，说“我们一起做个游戏吧”的时候，谁能想到下了节目，她要收起笑容，回到一个越来越冷的家。 1992年，她不顾父母反对嫁给开小鞋店的蒋启星，觉得爱情能填平一切差距。婚后儿子出生，她白天录节目，晚上回家做饭带娃，日子虽然紧张却也有过一段温暖的时光。 但随着她事业渐入佳境，这个家肉眼可见地降温：他在家里什么都不管，还时不时说几句扎心的冷话；她想严肃谈谈孩子的教育，他总一句“你是名人，你说了算”，把所有问题推回给她。 矛盾不是爆炸式地到来，而是像沙子进齿轮，一点点磨损信任。某个夜晚，她带着孩子推门进屋，听见他在电话那头低声笑语，她没有当场翻脸，只在深夜问了一句：“要不要干脆结束？”换来的，是那句冰冷的二选一。 签下名字那天，她没有再争辩什么，只在“财产分割”一栏写了“自愿放弃”。别人看，是她吃了大亏；她心里明白，真正不能丢的是6岁的孩子。 她拎着简单的行李和孩子的书包，走出那套曾经憧憬过无数次的家。儿子抱着她的腿问去哪里，她笑着说：“去一个新家，妈妈天天给你讲故事。”话说得轻描淡写，眼眶却红得厉害。 从那天起，她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单亲妈妈。宽敞的房子变成单位分来的老旧小楼，墙皮斑驳，厨房狭窄。 她早晨5点起床给孩子做早饭，7点挤地铁去台里，白天在灯光下对着镜头笑，录完节目又急匆匆赶回去接儿子，做饭、洗衣、检查作业，常常忙到深夜。 最累的一次，她录完夜场回家，看见孩子趴在沙发上睡着，怀里紧紧抱着她的照片，那一刻所有委屈都化成了一个拥抱。 生活的艰难几乎肉眼可见，收入一时紧张，孩子想吃点好的，她得在心里掂量半天。 可是孩子像个小太阳，总在她最难的时候给她一点亮光：画一张歪歪扭扭的画写“妈妈最棒”，在母亲节特别节目里写信说“我妈妈是超人，白天是电视里的姐姐，晚上是给我做饭的小魔术师”，在作文里认真写下“我妈妈一个人也能把我养大”。 这些笨拙却真诚的告白，比任何安慰都更有力。别人问她，当年净身出户有没有后悔，她看着窗外奔跑的儿子，只淡淡一句：“钱可以再挣，孩子的成长只有一次。我把婚姻放下，是为了把他抱紧。” 工作上，她一刻不敢松懈。《七巧板》《大风车》陪着无数孩子长大，也托起了她和儿子的生活。父母心疼女儿，后来也搬来帮忙照看外孙，她才有了多一点喘息的空间。 几年后，儿子考上理想大学，在答辩现场当众说：“我最敬佩的人是我妈妈，她一个人，给了我整个世界。”她坐在最后一排，还是那条素色裙子，只是眼里多了说不完的骄傲。 2005年前后，她遇见了杨硕，一个性格稳重的北京男人。和前一段婚姻不同，他没有嫌弃她的过去，也不把她的儿子当“外人”，愿意像父亲一样陪他骑车、写作业。家里的经济压力由他扛，她则继续在荧屏上做“孩子王”。 这一回，她学会了慢一点看人、慢一点托付，把自己和孩子都放在更安全的位置上。 多年以后，她在一档访谈里被问起那场离婚，仍然是那句轻描淡写：“不是我不争，而是我知道我真正想要什么。”纵有疾风起，她没有放弃，也没输。 她赢下的，是儿子的笑脸，是一个女人在风浪之后仍能仰头站立的底气。至于当年那个拿孩子和钱做筹码的人，随着时间推移，答案已经写在两个人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