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了看《太平年》，董勇演的冯道，把五代乱世里老臣的通透和隐忍演绎的不错。 剧里有个细节很有意味：石敬瑭偏护暴虐的张彦泽，要重罚仗义执言的赵弘殷，满朝文武噤若寒蝉，唯有队列里的冯道几声咳嗽，就让龙椅上的“儿皇帝”硬生生把到嘴边的斥责咽了回去，轻飘飘改了判罚。 在老黑看来，这就是冯道有智慧厉害的地方，没有激昂的谏言，没有拍案的硬刚，就几声看似无意的咳嗽，便四两拨千斤稳住了朝堂局面。这种本事或者说官场智慧，绝不是简单的“趋炎附势”能概括的。 在老黑看来，冯道的生存智慧，根基并不是钻营，而是有硬本事以及无可挑剔的私德，这是他能在多朝立足的底气。 早年间他投靠后唐庄宗李存勖，恰逢庄宗要罢黜前线大将郭崇韬，命他草拟文书，冯道竟当面硬拒，直言“将帅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这份刚正让他在军中赢得了声望。 后唐明宗李嗣源时期，他官至宰相，见百姓被粮价所困，便反复进言“谷贵伤民，谷贱伤农”，劝皇帝轻徭薄赋，让久经战乱的中原难得有了几年“小康”光景，明宗曾叹“天下苍生，真要靠冯道这根柱子撑着”。 他从不爱财弄权，父丧归乡守孝时，恰逢荒年，他把俸禄全赈济给乡民，自己住茅草棚耕田砍柴，和农夫同吃同住，官吏送来的财物分毫不受，连契丹都听闻他的贤名，想把他掳走重用，只因边防严密才未能得逞。 而他这辈子做的最影响深远的事，当属主持雕版印刷《九经》——从后唐长兴三年开始，历经22年改朝换代，他始终没停下这项工程，最终让儒家经典第一次大规模官方刊印流传，元人王祯说“因是天下书籍遂广”，这份文化功绩，是任何一个新君都不愿舍弃的价值。 《旧五代史》评价他“履行郁有古人之风，宇量深得大臣之礼”，这份扎实的事功与清俭的私德，让他成了各朝君主都需要的“能臣”，而非依附于某个人的“宠臣”。 当然，真正让他在乱世里次次全身而退的，还是那份看透时局的通透，以及“不站队、不结党、守底线、知进退”的处世原则。 他从不会为了所谓的“忠君”虚名做无谓的牺牲，后唐李从厚被李从珂推翻，满朝大臣要么死节要么被清算，唯有冯道率百官迎立新君，虽被暂时免相外放同州，却躲过了血光之灾。 石敬瑭靠契丹建立后晋，派他出使塞外，满朝文武皆惧契丹苦寒且凶戾，唯有冯道挺身而出，面对耶律德光的质问“何以来朝”，他坦然答“无城无兵，安敢不来”，当被讥讽“何等老子”，更自嘲“无才无德痴顽老子”，这番低姿态让耶律德光转怒为喜，封他为太傅。 而当耶律德光问出“天下百姓如何可救”，他却一改谦卑，一句“此时百姓，佛出救不得，唯皇帝救得”，既捧住了契丹君主的虚荣心，又悄悄将护民的责任推到对方身上，让耶律德光收起了屠刀，《旧五代史》明确记载“其后衣冠不至伤夷，皆道与赵延寿阴护之所至也”。 石敬瑭临终托孤，让他辅佐幼主，可他看清幼主镇不住朝堂，便与景延广商议拥立长君石重贵，看似违背托孤之诺，实则避免了幼主登基引发的内乱，守住了后晋的政局稳定。 他自己写过一句诗“但教方寸无诸恶，狼虎丛中也立身”，这就是他的生存信条——不参与皇室争斗，不攀附兵权重臣，心里守着“护民、稳局、守文脉”的底线，外在则放下身段，不纠结于一时的荣辱得失，这份清醒，让他在波谲云诡的朝堂里始终置身事外。 也正因为这份“不拘泥于一君一姓”的选择，冯道成了历史上最具争议的人物。 在他所处的五代，世人对他满是敬重，“当世之士无贤愚，皆仰道为元老”，连对手都认可他的德量，这是因为那个年代礼崩乐坏，君臣本就是“双向选择”，皇帝能靠兵权篡位，便无权要求臣子为自己死节，活下去、做实事，远比空泛的名节更重要。 但是到了宋代，程朱理学兴起，“君为臣纲”成了铁律，“一臣不事二主”成了衡量忠臣的唯一标准，冯道的形象便一落千丈。 欧阳修读他的《长乐老自叙》，见他历数自己在各朝的官爵荣宠，气得直拍桌子，在《新五代史》里怒批他“不知廉耻”，认为他把反复易主当成了荣耀，丢了士大夫的气节。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更是将他钉在“奸臣之尤”的耻辱柱上，骂他“朝为仇敌，暮为君臣，易面变辞，曾无愧怍”，觉得他连基本的忠君之心都没有。 宋儒的骂名，虽然影响了近千年，但是也有不少人跳出“忠君”的框架，重新审视冯道。 王安石说他“屈身以安人，如诸佛菩萨行”，认为他放下个人名节，只为护佑百姓，是真正的大仁。富弼更是直言他是“孟子所谓大人”，践行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儒家核心理。 晚明的李贽看得最透，他说“五代之世，君如弈棋，民如草芥。道之历事多君，非为富贵，实为保民”，一语点破冯道的初心——在那个君权轻如鸿毛、民生贱如草芥的时代，忠于一家一姓的死节，不过是徒留虚名，而守住方寸、护得百姓平安，才是真正的“守道”。 冯道的生存智慧，放在今天也依旧有启示：无论身处何种环境，专业的硬实力永远是立身之本，知进退、懂变通的处事方式能让人少走弯路，但最根本的，是永远不要为了迎合环境，丢掉自己内心的底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