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9月28日，谭嗣同被押赴宣武门外菜市口行刑，围观的百姓无一不是唾骂。 那时的百姓很愚昧，很容易被愚弄，被误导。清廷在通缉维新派的时候，就刻意将他们描绘成“通敌卖国、妄图颠覆大清”的乱党，还散布谣言说谭嗣同等人要废除科举、剃发易服，甚至要把江山卖给洋人。 一位当时在场的天津《国闻报》记者在后来的报道中写道：“观者万人，皆骂逆党，有掷砖石者，有唾骂者，无一为其呼冤者。” 这种场景，恐怕是谭嗣同早有预料的，他在狱中写下的《狱中题壁》里，那句“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既是写给维新同仁的壮语，也像是对这些误解他的百姓的无声回应。 午时三刻一到，监斩官一声令下，刽子手扬起了鬼头刀。 谭嗣同没有像其他五位君子那样闭目不语，他反而仰天长啸：“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但这声长啸招来了更加恶毒的咒骂。 有人骂他“不知天高地厚”，有人咒他“断子绝孙”，还有市井无赖捡起地上的烂菜叶、泥土，朝他砸去。 按照清廷的命令，维新派的尸体要“暴尸三日，以儆效尤”，不准任何人收殓。 可就在当天深夜，几个黑影冒着杀头的风险，悄悄摸到了菜市口。 为首的是谭嗣同的生前好友、湖南同乡罗惇曧，还有大刀王五，这位京城著名的镖师，曾受谭嗣同所托传授武艺，两人结下了深厚情谊。 罗惇曧后来在《庚子国变记》中回忆：“是夜，余与王五等携棺木至菜市口，见复生尸身暴露，双目圆睁，犹似怒目而视。余等不敢久留，匆匆敛尸入棺，连夜运往城外湖南义园暂厝。” 另有史料记载，大刀王五为了保护谭嗣同的灵柩，多次与前来追查的清兵发生冲突，后来甚至因此被迫逃离京城，他的镖局也被清廷查抄。 民间还有传闻说，王五后来参加了义和团，在攻打外国使馆时战死，临终前还念叨着要为谭嗣同报仇。 谭嗣同的死讯传到湖南同乡会时，在京的湖南籍官员和士人悲愤交加。 时任翰林院编修的熊希龄，不顾清廷“不准为逆党吊唁”的禁令，暗中联络了二十多位同乡，在湖南会馆举行了一场秘密追悼会。 据熊希龄日记记载，追悼会上，众人诵读谭嗣同的诗文，声泪俱下，有人当场写下“热血洒中华，英魂照千古”的挽联，贴在会馆的梁柱上。 为了避免被清廷察觉，这场追悼会只持续了一个时辰，众人便匆匆散去，但每个人都在心中埋下了反抗的种子。 后来熊希龄投身辛亥革命，未尝不是受了谭嗣同的影响。 而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在这场变故中的表现，却充满了无奈与悲凉。 谭继洵是同治年间的进士，官至湖北巡抚，一生谨慎持重，恪守儒家传统。 他与儿子的思想截然不同，谭嗣同主张变法维新、打破旧制，而谭继洵则认为“祖宗之法不可擅改”，父子俩为此多次争吵。 据《谭嗣同全集》收录的家书显示，谭继洵曾在信中告诫儿子：“仕途险恶，维新之事过于激进，恐招杀身之祸，望汝收敛锋芒，谨言慎行。” 可谭嗣同并未听从父亲的劝告，反而在信中反驳：“今日中国积贫积弱，不变法则亡国，父亲身为封疆大吏，当以国家为重，而非固守陈规。” 戊戌变法失败后，谭继洵受到牵连，被清廷革职查办，押解回京听候发落。 当得知儿子被判死刑的消息时，他正在湖北巡抚衙门的书房里批阅公文。 据当时的幕僚回忆，谭继洵看完圣旨后，面如死灰，手中的毛笔掉落在地，半晌说不出一句话。 他没有哭闹，也没有上书求情，因为他知道，在慈禧太后把持朝政的情况下，任何求情都是徒劳，反而可能连累整个家族。 被押解回京的路上，谭继洵始终沉默不语，有人劝他找关系疏通，他却摇了摇头：“吾儿志在救国，虽死无憾，吾若求情，反辱没了他的节气。” 谭嗣同就义后，谭继洵被关在京城的宅邸中，不准外出，也不准与外人接触。 直到三个月后，清廷才下令“开复其部分官职，准其回籍养老”。 回到湖南浏阳老家后，谭继洵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儿子撰写挽联。 这幅挽联被刻在谭嗣同的墓碑上，至今仍清晰可辨：“谣风遍万国九洲，无非是骂；昭雪在千秋百世，不得而知。” 短短十六字，道尽了一位父亲的复杂心境。 “无非是骂”四个字，看似平淡，实则包含了对世人误解儿子的痛心，也暗含了对清廷污蔑谭嗣同的愤懑。 而“昭雪在千秋百世，不得而知”，则是一种无奈的期盼，他不知道儿子的冤屈何时才能被洗刷，也不知道历史会如何评价这场变法，但他坚信，儿子的所作所为并非“乱臣贼子”之举，总有一天会被后人理解。 事实上，谭继洵在私下里，从未否定过儿子的理想。 据谭家后人谭训聪回忆，谭继洵晚年常常独自一人坐在书房里，翻看谭嗣同的文章和家书，看完后总会默默流泪。 他曾对家人说：“复生之志，吾已知之，然其法过刚，操之过急，终致祸端。” 1901年，谭继洵在老家病逝，临终前他叮嘱家人，要将自己葬在谭嗣同墓的旁边。 他说：“吾生前未能尽父责，死后当伴吾儿左右，听其诉说心中抱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