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16岁的白薇与婆婆发生争执，丈夫竟然抄起板凳砸向她的背，婆婆见她倒下

1909年，16岁的白薇与婆婆发生争执，丈夫竟然抄起板凳砸向她的背，婆婆见她倒下，扑上去咬断了她的脚筋。白薇好不容易逃回到娘家，不想，父亲却怒斥道：“别不要脸，赶紧回婆家去”。 白薇原名黄彰，出身书香人家，却从9岁起就被父亲“处理”成邻村寡妇儿子的童养媳。这个在外头标榜新学、参加同盟会的黄晦，回到家依旧信奉“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随手一笔，就把女儿的一生卖了个干净。 16岁时，她被催着完婚，进了那户人家才发现，等着自己的不是新生活，而是无休止的折磨。白天挑水砍柴，晚上洗衣做饭，稍有不顺心，婆婆和丈夫就轮番上阵。 最狠的一次，丈夫抡起板凳砸向她的头和背，婆婆像疯了一样扑上来，竟咬断了她的脚筋。她浑身是血地逃回娘家，换来的却是父亲一句“别丢脸，赶紧回去”，母亲替她说了几句好话，反被打到一命呜呼。 真正把她从绝境里拉出来的是舅舅。 他悄悄将奄奄一息的外甥女接走，留信和盘缠，告诉她：在婆家和娘家眼里，你已经是“投河死”的人了，千万别再回去，要改名换姓去念女子师范，靠自己闯出路。那一刻，她对这个家彻底死心，也在心里埋下了反抗旧礼教的火种。 离开老家后，她先后考入衡阳、长沙、湖南女子师范，从几乎没受过正规教育的乡下女孩，硬是熬成成绩拔尖的学生，还成了学生会骨干。 在课堂上，她第一次从书本里读到“平等”“自由”这些词语，也逐渐意识到，自己遭遇的童养媳、家暴、逼婚，并不是个人命运，而是制度性的压迫。 一次洋教士进校传教，洋校长低声下气，她带头组织同学抗议，把人赶出课堂，这件事闹得满城风雨，学校干脆给她扣个“闹事”的罪名，把她开除。 更大的危险随之而来。婆婆始终不信她已死，四处打听，扛着棺材堵到校门口要人，扬言不交人就当场寻死。 校长畏惧丢脸，差点真要把她交出去，多亏老师同学轮番阻挡，把她藏进仓库、厕所暗角，才让她第二次从礼教绞索里逃出生天。她明白，只要留在本地，总有被抓回去的一天，于是在众人掩护下连夜奔赴码头，登上开往日本的船。 初到日本，她一句日语不会，只能给人做帮工、端盘子，靠最辛苦的体力活勉强糊口。她咬牙把工资一分一厘省下来，几个月不沾荤腥，只吃最便宜的饭菜，最终考进东京女子高等师范。 走进教室那一刻，她比谁都清楚，这是用命换来的机会，于是如饥似渴地学生物学、学外语，一边透过书本回望中国乡村里一个个被卖掉的女孩。 也是在东京，她遇到了戏剧家田汉，以及风度翩翩的杨骚。田汉鼓励她把自己的经历写成戏，让被童养媳、逼婚压垮的女性在舞台上说话；而那段同杨骚的爱情纠缠，从热恋到背叛、从写信挽回到追到国内被躲着不见，最终化成一本《昨夜》，成了她亲手写下的情感墓志铭。 从《琳丽》《苏斐》到《打出幽灵塔》，再到《秋》《雨》《我们仨》《李先生》，她把童养媳、家暴、逼婚、逃亡和破碎爱情写进剧本与小说，用冷静的文字呈现旧社会对女性的伤害，也喊出对平等和自由的渴望。 这让她成为文坛瞩目的“新星”，也招来守旧势力的指责，说她“有伤风化”。她没有退让，一边在鲁迅、郁达夫主编的刊物上持续发表新作，一边在生活上与病痛纠缠。 早年的折磨让她体弱多病，身上慢性病不断，稿费常常不够药费。郭沫若曾两次号召为她筹款，她却先后把5000元和1万元原数退回，宁可勒紧裤腰带，也坚持说自己还能撑，希望把钱留给前线和更需要的人。 1987年，94岁的白薇走完了一生。回看她的轨迹，从童养媳到留学生，从被家暴的农家女到用笔写出《昨夜》《秋》《雨》的女作家，她用自己的一生证明：被当作“泼出去的水”的那个女儿，也可以把命运改写在纸上，让更多人的沉默，变成响在时代里的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