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作家史铁生突发脑溢血，医生问他的妻子陈希米：“救不救？”没想到陈希米却说：“让他走吧，”随后，史铁生浑身抽搐，不久后离开了人世。 2010年12月31日凌晨3点46分，北京朝阳医院重症监护室里那台原本喧嚣的监护仪，突然拉出了一条刺眼的绿线。 所有的混乱在这一刻归于死寂，就在几个小时前，陈希米坐在病房外的长椅上，手里攥着那张放弃治疗同意书。 她在签字的时候，笔尖力道大得直接戳破了纸张。 这不是一个妻子的绝情，而是一场长达21年的默契最后的兑现。 那天下午，刚刚做完透析回家的史铁生突发剧烈头疼，随后陷入昏迷。急救车一路疾驰，大面积脑溢血的诊断书摆在了陈希米面前。 医生把话摊在桌面上：即便开颅手术成功，在这个早已透支的身体里，最好的结果也是植物人。 陈希米太懂这个男人了，这个坐在轮椅上跟死神辩论了半辈子的作家，曾经无数次表达过一种深入骨髓的恐惧：比起死亡，他更怕思维的枯竭。如果灵魂无法再通过大脑在这个世界震荡，那具躯壳对他而言就是一种羞辱。 于是她做出了那个让旁人倒吸一口凉气的决定：“让他走吧。” 时间回拨到1972年，那时候并没有什么著名作家，只有一个从延安插队被抬回北京友谊医院的21岁知青。 刚过完生日没三天，命运就给他判了无期徒刑：双腿瘫痪。 那时候他还没学会跟命运讲和，在友谊医院的病床上，年轻的史铁生曾发疯般地撕扯床单，试图把它们拧成绳套挂上房梁。 他甚至把手伸向了电门，短路迸出的火星点燃了窗帘，那个场面狼狈又绝望。 后来在遗体解剖时，医生在他的右手食指第一指节上发现了一层厚厚的老茧，那是整整30年，手掌与轮椅手轮千万次摩擦留下的勋章。 这层茧子证明了，他在想死与必须活之间的拉锯战里，究竟耗费了多少吨的力气。 这种拉锯在1998年变得更加惨烈。尿毒症找上门来，把他的身体变成了真正的战场。 每周三次透析，他在病床上看着鲜红的血液流出身体，在机器里转一圈再流回来。 他盯着那管红色的液体，跟陈希米开玩笑说：“这颜色配《我与地坛》的封面正好。” 这哪是玩笑，这是带血的现实。他在稿纸边缘写下过八个字：“疼痛是笔，身体是纸。” 这是一场以肉体溃败为代价的精神博弈，他自嘲职业是生病，业余才是写作，可就是这个“业余”选手，用残缺的身体把中国文学撑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这场仗，他不是一个人在打，前半程的接力棒在母亲手里。那个在《秋天的怀念》里让无数人落泪的母亲，用49岁的生命给他垫了底。 她背着比自己还重的儿子去看病，在雪地里摔进沟里时把自己当肉垫。 她向儿子隐瞒了肝癌晚期的剧痛，直到吐血离世，留给儿子的最后一句话只有三个字：“好好活。” 这三个字，成了史铁生在地坛古柏下枯坐几年后，终于参透的禅机。 后半程的接力棒，交给了陈希米，1989年，这个右腿也有轻微残疾的姑娘，走进了史铁生的生活。 史铁生说她是“顺水漂来的孩子”，但事实是，这两个残缺的灵魂在世俗的洪流里完成了一次完美的咬合。 陈希米成了他的腿，成了他的眼，从背他在雪地里行走，到料理严格的透析饮食，再到最后那个深夜，看着丈夫在弥留之际因高烧和抽搐而扭曲的脸，她俯下身轻声安抚。 奇怪的是，只要她一离开去办手续，监护仪的数据就开始狂乱跳动。而她一回来，史铁生就会安静下来。 即便在意识模糊的最后时刻，史铁生的手还在空中比划。陈希米凑近了才听懂，他在说：“抽屉……协议……” 那是1998年他就签好的器官捐献协议，距离60岁生日还差4天，史铁生完成了最后一次“翘班”。但他并没有真正离开。 天亮的时候，他的肝脏被送往天津，在那里的手术台上，救活了一位肝硬化患者，他的两只角膜，让两个盲人重新看见了阳光。 他把自己的身体拆解了，像蒲公英一样散在这个他爱过的世界里。 文坛的老友们也没能忘了他，在那之后的很多年里，余华在一次签售会上，习惯性地拿笔准备签名，突然顿住了。 他沉默了几秒，把签好的名字划掉，郑重地写下了“铁生”两个字。 还有苏童，一次聚会合影，有人无意间提到了“轮椅”两个字，苏童的眼神瞬间暗了下去，望向远方喃喃自语：“铁生不在了。” 最隐秘的回响，或许藏在地坛附近的一家体育用品店里。 那是史铁生的一位长跑运动员朋友开的，店名只有四个字：“再活活看”。这四个字，比任何文学奖杯都重，它是史铁生用一生给出的答案。 死亡对他来说，从来不是终结。正如他在《我与地坛》里写的那样：“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 2010年的那个凌晨，他不过是赴约去了，那个坐在轮椅上的背影，早已站立在所有人的精神高地上。 信息来源：搜狐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