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共产党员陈斌即将被敌人处决，他突然看到人群中有3个熟悉的身影，立马大喊：“家里有狗，快回家！” 那天的庆阳城，气氛诡异得吓人。 赶集的老百姓不少，大家都缩着脖子看热闹，以为又要枪毙哪个“土匪”。但在人群里，有一支送葬的队伍特别扎眼。五个精壮的小伙子抬着一口黑漆漆的棺材，走在最前头的是个满脸褶子的老太太，一边哭一边撒纸钱。 这哪是送葬的？这就是来劫法场的！ 那个“老太太”就是李叶化妆的。她脸上贴着从老中医那借来的狗皮膏药，把年轻的脸遮得严严实实。那口棺材里装的更不是死人，那是整整三把驳壳枪、一捆土雷，还有只要一拉弦就能炸出一片烟雾的土制炸弹。 按照李叶的计划，这简直是天衣无缝：棺材先混过去，等到枪声一响，场面一乱，她立马扔烟雾弹，棺材里的武器拿出来，游击队员趁乱冲上去抢人，然后钻进小巷子撤退。 可李叶千算万算，没算到叛徒把这条路也卖了。 就在城门口，敌人早就埋伏好了。在那看似平平无奇的城墙垛口后面，整整一排捷克式轻机枪早已拉开了枪栓，黑洞洞的枪口正对着那口棺材和送葬的队伍。只要他们一动手，这就不是劫法场，这是一场单方面的屠杀。 陈斌被五花大绑押着走过来的时候，他一眼就看到了那口棺材。 那一瞬间，他的心跳估计都停了半拍。他和李叶搭档多年，太熟悉那个身影了，哪怕贴满了膏药他也认得出来。他看出了这是要劫法场，但他更看出了周围环境的不对劲——那些在那闲逛的“闲汉”，腰里都鼓鼓囊囊的；城墙上的哨兵，眼神都不在自己身上，全死死盯着那口棺材。 这是一个死局。 如果这时候不发声，李叶他们冲上来就是送死；如果直接喊“有埋伏”，敌人可能会提前开枪，李叶他们还是跑不掉。 这就到了考验一个老地下党员素质的时候了。 陈斌突然停下脚步，像是疯了一样，冲着人群扯着嗓子大喊：“家里有狗！家里有狗！快回家！” 这一嗓子，喊得那是撕心裂肺，嗓音都破了。 旁边的看客都愣了，心想这人是被吓疯了吧？都要死了还惦记家里的狗？就连押解他的国民党兵也愣了一下，没反应过来他在喊啥。 但李叶听懂了。 在当地方言里，“狗”不仅仅是看家护院的畜生，在他们地下党的切口里，“狗”指的是特务，指的是叛徒，指的是那双在暗处盯着你的眼睛。 “家里有狗”，意思就是内部出了奸细，这里有埋伏！ 这一声喊，就像一盆冰水浇在了李叶的头上。膏药底下的冷汗瞬间就流到了嘴角，咸涩得让人想吐。她听出了陈斌声音里的决绝，也听出了这是最后的告别。 那一刻的煎熬，咱们常人根本没法想象。前面是生死与共的战友，手里握着枪，只要冲上去也许有一线生机；但理智告诉她，只要一动，这十几号兄弟全得交代在这儿。 李叶是个狠人，更是个合格的指挥员。她没有回头，没有停顿，甚至连哭声的节奏都没乱。她只是借着推棺材盖的动作，把那原本已经推开一条缝、准备拿枪的手，硬生生地缩了回去，把棺材盖重新合死。 “撤。”这个字在她心里有千斤重。 队伍继续往前走，像是真的送葬一样，慢慢走出了包围圈。 几分钟后，身后传来了枪响。 老辈人回忆说，那天陈斌死得特别硬气。子弹是从前胸打进去的，从后背穿出来，血顺着棉袍子往下滴，可人硬是挺了五六秒钟没倒下。他一直昂着头，看着李叶他们撤退的方向。后来有人给他做雕塑，怎么塑都觉得差点意思，最后老工匠说：“这股子倔劲儿，泥巴塑不出来，那是骨头里的东西。” 陈斌用自己的一条命，换了李叶和十几名游击队员的命。 故事到这儿没完。 李叶活下来了，她带着这份仇恨和嘱托，一直战斗到了解放。她没死在战场上，硬是活到了80岁。 建国后，李叶干了一件大事。她没有去享受安稳日子，而是钻进了浩如烟海的国民党旧档案里。她要找证据，她要给死去的陈斌一个交代。 终于，在一张泛黄的“领赏记录”里，她找到了那个熟悉的名字——何玉林。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出卖陈斌，领大洋若干。那签字的手印，红得刺眼。 凭借这份铁证，那个已经改名换姓、躲在角落里苟且偷生的叛徒被揪了出来，送上了审判台。 有人问晚年的李叶：“您恨他吗？” 李叶摇了摇头，淡淡地说：“恨？他连被我恨的资格都没有。我只是在扫垃圾。” 这段历史，没有太多宏大的叙事，没有千军万马的冲锋。它就是一个关于选择、关于背叛、关于牺牲的小故事。 但正是这些具体的人、具体的痛、具体的喊声，才构成了我们今天所说的“历史”。 陈斌不需要被神化，他只是在那个特定的时刻，做了一个共产党员、一个战友该做的事。他知道家里真的“有狗”，所以他要把家人赶走，哪怕自己要留在狼窝里被撕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