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中国驻莫桑比克大使馆翻译唐健生做了一项疯狂举动，他杀光大使馆的所有人，瞬间房间内血流成河，然而多年后当真相浮出水面后，办案人员不禁傻眼了。 唐建生父辈长期在部队服役，他的童年几乎是在军营中度过的。那种高度纪律化的环境，让他从小养成了服从命令、争强好胜、不愿示弱的性格。 在学校学习期间，唐建生成绩始终名列前茅。凭借优异的成绩，他考入了解放军外国语学院，主修英语和葡萄牙语。 语言天赋加上刻苦训练，使他在同批学员中表现突出，多次被评为业务骨干。毕业后，他进入总参系统从事情报与外事相关工作，这条路径在当时极为少见。 正是这种持续不断的成功，让唐建生逐渐形成了强烈的优越感。 他习惯于被肯定，却难以接受质疑；对工作要求极高，但对他人的失误和不同意见极度不耐烦。时间一长，他的性格中开始显露出自负、偏执的一面。 1982年，唐建生被派往中国驻莫桑比克大使馆，担任翻译工作，主要负责与莫桑比克方面的沟通协调。 6月17日，唐建生陪着同事居某匆匆赶到当地医院。 医院条件有限，急诊室里只有两位护士忙碌着，医生却因手头手术繁忙无法及时赶来。居某的症状反复出现，脸色忽红忽白，呼吸急促，唐建生看得心里直打鼓，却无计可施。 眼看着情况越来越紧急，唐建生决定打电话求助。 他颤抖着手掏出手机，拨通了使馆的电话。电话那头，接听的是经参处一秘李某。 唐建生深吸一口气，把情况说得详细而紧迫：“李处长，居某现在病情反复，医院这边暂时找不到医生，我们该怎么办？” 电话那头短暂的沉默让时间似乎被拉长了几秒，唐建生屏住呼吸，心里一阵紧张。终于，李某的声音响起，却带着不耐烦的口气：“该咋办就咋办。” 这短短一句话，却像一盆冷水当头浇下，瞬间击碎了唐建生的心理防线。 他本以为，使馆是自己在异国他乡的依靠，至少在紧急时刻会有人伸出援手，可这一句轻描淡写、带着敷衍的回应，让他感到无比孤立无援。 眼前的病床、呻吟的同事、冷漠的电话声——所有的压力在这一刻汇聚，像山一样压在他的胸口。 唐建生认为自己身处一线，却被同事推诿敷衍，是对人格与能力的否定。 双方在电话中发生激烈争执。回到使馆后，矛盾进一步升级，在史参赞面前再次爆发冲突。情绪彻底失控之下，唐建生做出了严重违纪行为，随即被停职检查。 按组织程序，这一处理本意在于冷却矛盾、稳定局面。然而唐建生却将其解读为“全面否定”和“政治打击”。 当领导决定让他和妻子提前回国时，他的心理防线彻底崩塌。他坚信这是对他多年付出的清算，是对人格的羞辱。 在异国环境中，长期的压抑、强烈的被迫害感和性格中的偏执逐渐交织，使他的判断能力严重扭曲。最终，他做出了震惊中外的极端行为。 1982年7月29日清晨，唐建生在馆内持枪射杀了包括同僚在内的至少9名中国使馆人员，造成外交机构内部严重人员伤亡，并在中国外交史上留下极为沉痛的一页。 据当时的档案与多方报道，案发当日清晨7时25分左右，这名中国官员——唐健生，是一名在该馆担任翻译及随员职务的工作人员——突然携带一支已经上膛的手枪及多发弹药离开宿舍。 他先来到使馆5楼的一名同事王某的房门前，以借包为由诱使对方开门后，当场用枪击毙王某。随后，唐健生又回到餐厅用过简单的早餐后，再次开始行凶。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他逐层走访使馆办公与办公区域，包括机要人员、办公室主任及其他外交人员的住处，每到一处便开枪射击，导致包括夫妻同住的外交工作人员在内的多人当场死亡。 案件发生后约在8时30分，使馆人员发现血案并立即向莫桑比克外交部与当地警方报警。 在莫国警方赶到之前，由于使馆具有外交豁免权，外部人员无法立刻进入；但现场的枪声和混乱已经引发了全体大使馆人员的恐慌。 最终，这名枪手结束了其杀戮行动，出现在大楼大厅等候警方到来。在莫桑比克警方获得准入许可后，唐健生被警方当场逮捕。 根据现场遗留资料，他将剩余的弹药与手枪遗弃在大楼附近，并留下一张写有“我停止行动”的纸条作为现场痕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