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学生的表白纸条，藏着知青老师的育人初心 1978年，知青王鲁明被安排到云南一所中学当老师，在批改作业时，突然看到作业中夹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王老师，我爱你，长大了嫁给你。看到纸条上的内容，他脸红心跳的把纸条撕了。谁料，没过几天，该生又写了一份…… 那年王鲁明刚满22岁，从上海下乡三年，皮肤晒得黝黑，手上还留着干农活时磨出的茧子。1978年的云南乡村，教育资源稀缺到一个年级只有两名老师，他接手的初二班，学生大多是留守儿童，最小的才13岁，最大的已经16岁，比他只小六岁。 再次收到纸条时，他没敢再撕，纸条上的字迹歪歪扭扭，末尾还画了个笨拙的笑脸，和作业本上认真的字迹判若两人。他认出这是班里的女生李梅，一个总是坐在第一排，上课眼神发亮，却从不主动说话的孩子。 课后他没有直接找李梅，而是先问了班主任。才知道李梅的父母常年在外地打工，跟着年迈的奶奶生活，家里条件差，冬天还穿着单薄的布鞋。王鲁明想起自己下乡时，也曾被老乡收留，那种孤独无助的滋味他太懂了。 他第一次去李梅家家访，走了两个小时的山路，看到土坯房里，李梅正踩着小板凳给奶奶熬药。那一刻他忽然明白，孩子口中的“爱”，不过是把他课堂上的耐心讲解、课后悄悄塞给她的作业本，都当成了缺失的关爱。 他没有批评李梅，只是坐在小板凳上，给她讲自己下乡的经历，讲上海的校园，讲好好读书能看到更广阔的世界。“你现在就像一棵小树苗，得先扎根长大，才能开花结果。 ”他说得朴实，李梅低着头，眼泪掉在粗糙的裤腿上。从那以后，王鲁明多了个“习惯”，每天放学后留在教室，给李梅和几个基础差的学生补半小时课，偶尔带些自己省下来的粮票，让她换些营养品。 1978年正是知青返城政策逐步落实的时候，和王鲁明一起下乡的同伴，大多托关系找门路往回跑。有人劝他，别在穷山沟里耗着，学生的事说到底和他没关系。 他却摇了摇头，看着教室里孩子们渴望知识的眼睛，他想起自己刚来时，学校连像样的黑板都没有，是他和村民们一起砍树、刷墨，亲手搭起了讲台。他知道，自己走了，这些孩子可能就真的没书读了。 李梅后来再也没写过纸条，只是学习更刻苦了。1982年，她考上了县里的重点高中，临走前给王鲁明送了一双自己纳的布鞋，鞋底密密麻麻的针脚，是她攒了几个月的夜晚缝出来的。 王鲁明在云南一待就是15年，直到1993年，因为身体原因才回到上海。这些年里，他教过的学生遍布各行各业，每年都有学生千里迢迢来看他，带着家乡的特产，说着当年的往事。 现在很多人讨论师生关系，总说着界限和距离，却忘了教育最本质的是关爱与引导。王鲁明当年没有用指责伤害一个孩子的自尊心，而是用理解和耐心，为她指明了人生的方向。 那些下乡的知青老师，他们中很多人放弃了城市的繁华，把最宝贵的青春献给了乡村教育，他们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一个个平凡的日子，改变了无数农村孩子的命运。 教育从来不是单方面的付出，而是相互成就。王鲁明用坚守换来了学生的成长，而那些学生的感恩与回馈，也成了他一生最珍贵的财富。 在那个物质匮乏、交通闭塞的年代，正是这样一群有温度、有担当的老师，为大山里的孩子点亮了希望的灯塔。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