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我军一名走失的战士正在越南的农田里挖红薯，突然被人用石头砸了一下，小战士扭头看去，只见四名越军出现在眼前…… 那块土疙瘩砸在肩胛骨上，不算疼，却让人心头一紧。小战士姓陈，河北兵，参军刚满一年。他攥着半截红薯直起身，汗珠子顺着帽檐往下淌。对面四个人影散在田埂边，领头的越军端着枪，枪口晃悠悠指着地面，其余三个手里攥着砍柴刀和自制的竹矛。夕阳斜照过来，把他们的影子拉得老长，像几根歪斜的栅栏。 空气凝住了似的，只剩下稻田里蛙鸣一阵接一阵。小陈喉咙发干，左手悄悄摸向腰后的手榴弹袋。他记得班长说过，真遇上走不脱的境况，至少得拉个垫背的。可眼前这四个人看着也不像正经部队，补丁摞补丁的军装，赤脚踩在泥里，有两个瘦得颧骨突出，眼窝深陷。领头的那个啐了口唾沫，越南话夹着生硬的中文词汇：“放下……吃的！” 小陈没动弹。他三天前和大部队打散，靠着指南针往北摸，干粮早吃完了，一路上尽是烧焦的村子、炸塌的桥梁。这红薯地是他两天来找到的唯一能吃的东西。胃里烧得难受，手却攥得更紧。他突然扯开嗓子吼了一声，不是冲锋的口号，是家乡的梆子戏调子，荒腔走板，却震得田埂边的麻雀扑棱棱飞起。那四个越南兵愣了一瞬。 就这一瞬，小陈把红薯狠狠砸向最近那人的面门，身子往田埂下滚。枪响了，子弹擦着耳朵飞过去，空气里弥漫开硝烟和稻秆断裂的涩味。他滚进灌溉渠，浑浊的水没到腰际，手榴弹的拉环已经咬在齿间。脚步声杂乱地逼近，越南兵在渠边吼叫着什么。小陈听见自己的心跳像擂鼓，震得胸口发麻。 他没拉开手榴弹。因为渠对岸的竹林里，突然传来熟悉的北方口音：“二班的！这边！”紧接着是五六式半自动步枪特有的脆响。越南兵慌了神，领头的腿上绽开一朵血花，惨叫着栽进水渠。小陈从泥水里探出头，看见自己的排长端着枪冲过田埂，后面跟着七八个浑身是泥的战友。战斗结束得快，三个越军跑了，受伤的那个被按在泥地里。 排长抹了把脸上的泥，照着小陈的钢盔就是一下：“你小子命真大！”小陈咧开嘴想笑，却呛出一口泥水。那天晚上，他们在山坳里生了堆很小的火，烤着找回来的红薯。排长说，那四个大概率是越南民兵，也是饿急了的农民。“仗打成这样，老百姓最遭殃。”火光照着排长疲惫的脸。 小陈啃着焦糊的红薯皮，想起白天那个越南兵的眼神，不是凶狠，是一种被逼到绝处的麻木。他突然觉得嘴里发苦。这场战争之前，他在家乡也种过红薯，挑水、除草、盼着丰收。要是没有战争，田埂对面走来的，会不会是递碗水的乡亲？ 战争这东西，剥开那些宏大的叙事，落到泥土里，常常就是两个饿着肚子的农民在争夺一垄红薯。枪炮声掩盖了同样质地的饥饿，军装遮盖了同样结茧的手掌。可铁与火面前，人往往会忘记土地原本的滋味。 很多年后，小陈在自家院子里种了一小片红薯。挖出第一串果实的时候，他总会想起1979年那个黄昏，夕阳如血，泥土微烫，四个陌生人和他，为了活下去，在一方异国的田地里对峙。战争或许有胜负，但土地上生长出来的求生欲望，从来不分阵营。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