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在忆苦思甜大会上，贫农卢兆东痛斥家史：“俺家三代讨饭，三辈没媳妇，三辈子孩子没有娘——爷爷捡了俺爸爸，俺爸爸又捡了俺，俺这三十岁了至今还是个光棍… 在那年头，忆苦思甜大会是各地的常规活动，从机关学校到农村生产队，人人都要参与。 目的就是让大家回忆过去的苦，珍惜当下的日子，坚定跟着党走的决心。 大会通常以唱《不忘阶级苦》开场，歌词里地主逼债、亲人离散的桥段，总能戳中不少苦大仇深的老贫农的心。 卢兆东所在的三官庙大队，那天也按惯例聚在生产队的空地上，老队长先领着大家唱完歌，就轮到苦大仇深的贫农代表发言，卢兆东便是其中一个。 卢兆东的爷爷一辈子拄着讨饭棍，在寒风冷雨中奔波，快五十岁还孤身一人，某天在路边捡到了奄奄一息的男婴，那就是他的父亲。 父亲跟着爷爷继续讨饭，好不容易熬到能干活，却还是穷得娶不上媳妇，又在讨饭途中捡到了襁褓中的他。 爷孙三代，没有一桩像样的婚事，没有一个完整的家，三十岁的他，依旧是孑然一身，白天在地里挣工分，晚上回到空荡荡的土坯房，连口热饭都没人端。 人群中，刚从青岛下乡不久的廖晓东听得浑身颤抖。 她是老红军干部的养女，从小接受良好教育，响应国家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才来到这片偏远山区。 下乡后的日子里，她从没喊过苦，夏天沤绿肥腿上起满黄水泡也带头跳坑，秋天学扶犁打破山区妇女不扶犁的传统，第一年就挣了330个劳动日，比不少小伙子都能干。 可卢兆东的经历，让她第一次真切感受到，有些苦难不是靠咬牙坚持就能轻易摆脱的。 大会结束后，廖晓东主动找到了卢兆东。 周围的人都劝她三思，一个是城里来的知青，有文化有前程，一个是三代讨饭的老光棍，两人根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可廖晓东心意已决，她见过太多农村家庭的艰难，也牢记着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她想帮这个苦命的男人，也想真正扎根在这片土地上。 卢兆东起初不敢相信，反复确认她的想法，得到肯定答复后，这个饱经沧桑的汉子，第一次红了眼眶。 两人的婚事办得很简单，没有彩礼没有排场，只请队里的乡亲们吃了顿粗茶淡饭，就算结为了夫妻。 婚后，廖晓东包揽了家里所有家务，还主动教村里的妇女和孩子认字，闲时就组织文艺宣传队，用歌声和舞蹈丰富山村的文化生活。 她创作过一首歌曲，里面唱着莫说山区条件苦，莫说山区无前途，立志扎根在山区，誓将青春绘新图。 这份热情，感染着队里的每一个人。 可是卢兆东受传统观念影响较深，觉得女人婚后就该守着家里，见廖晓东整天在外忙碌，又是教书又是组织活动，心里渐渐不满。 他偶尔会发脾气，甚至动手打她，廖晓东身上时常带着青紫。 有一次，廖晓东提出在村里开无人商店，还去作报告宣传想法，遭到了卢兆东的强烈反对。 她试着跟他讲女性解放的道理，讲革命工作不分内外，可卢兆东没读过书，根本无法理解，廖晓东只能无奈哀叹说了也没用。 知青伙伴们看她受苦，劝她离婚。 可廖晓东犹豫了，她与卢兆东结合的事已经上报，成了知青与贫下中农结合的典型。 在当时的环境下，离婚不仅意味着破坏典型，更像是否定了自己扎根农村的初心。 她选择了忍耐，把更多精力投入到教学中。 1972年，她主动担任花石子小学的教师，冬夜冒雪给缺课的孩子补课，深夜还在灯下批改作业，在日记里写下要付出艰苦努力，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誓言。 繁重的劳动、琐碎的家务、不理想的婚姻，一点点消耗着廖晓东的身体。 1974年1月，她患上了急性黄疸型传染性肝炎，还引发了亚急性肝坏死。 即便如此，1月13日她仍带病参加了公社的教师会议，认真学习《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 昏迷中，她嘴里还不停呼喊着上课，牵挂着教室里的孩子们。 同年2月8日，廖晓东病情恶化，经多方抢救无效去世，年仅27岁。 廖晓东的离去让整个桃林公社都陷入了悲痛，《大众日报》发表长篇通讯讲述她的事迹，她的故事还被选进了小学语文课本。 卢兆东则带着两人的一子一女，守着这片土地，守着对廖晓东的回忆，继续过着平淡的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