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死人部的由来是怎么回事？1963年，伟人毛主席怒批文化部“不管文化，不如改名为‘外国死人部’”，当时文艺界充斥着“刘关张”“才子佳人”等旧故事，与国家建设、人民需求脱节。 1963年的北京文艺舞台上，评剧《花为媒》的唱段正四处流传，新凤霞饰演的张五可与书生的缠绵纠葛赚足掌声，另一边申凤梅带着越调三国戏晋京，周总理夸赞她“把诸葛亮演活了”。 可就在这样看似热闹的氛围里，伟人毛主席却对文化部发出了尖锐批评。 这一切的导火索，源于当时文艺界的创作偏向。 1963年前后，全国文艺舞台上几乎被两类作品占据，一类是三国戏、水浒戏这类“刘关张”题材，京剧、山西梆子等剧种光三国戏就各有上百出，演员们潜心钻研的是古人的言行做派，舞台上演绎的是千年前的权谋纷争。 另一类则是《花为媒》这样的才子佳人故事，即便经过改编加入了婚姻自由的元素，核心依旧是男女情爱与门第纠葛，与当时全国上下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氛围格格不入。 彼时国家正全力推进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力求在关键领域掌握六十年代的先进技术，全国人民都在为改变国家落后面貌埋头苦干。 可文艺创作却沉湎于过去，对现实中的工人、农民、科技工作者的故事鲜少涉猎，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主题视而不见。 当年12月，毛主席在中央宣传部的内部刊物上写下批语，直指文艺界问题重重，许多部门仍被“死人”统治，不少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艺术，却对社会主义艺术漠不关心。 这番批评直击要害，“外国死人部”的调侃式怒斥，正是对文化部脱离时代、脱离人民需求的严厉警示。 批评之后，文艺界随即展开整风，《东方红》大型音乐舞蹈史诗的创作也在这样的背景下推进。 周总理亲自挂帅，调集全国文艺精英，选用《游击队歌》《义勇军进行曲》等具有时代意义的作品，用三千多人的演出阵容，展现中国革命的壮阔历程，既彰显了文艺的正能量，也为不少艺术家提供了创作保护。 这一举措恰似一剂良方，让文艺创作重新锚定时代脉搏，开始聚焦现实与家国。 时隔数十年，如今文艺创作的载体从戏曲、电影扩展到电视剧、微短剧，题材看似紧跟时代，却陷入了新的脱离现实的情况。 如今打开视频平台，霸总、宫斗、甜宠、修仙剧几乎承包了半壁江山，男主动辄顶着千亿身家，随手就能拍下亿元钻石项链，契约婚姻的成交条件是以亿为单位，收购公司只需两句台词，争吵冲突就能影响股市波动。 这些剧情被观众戏称为“短国”叙事，自成一套脱离现实的逻辑，把金钱与权势当成万能的剧情催化剂。 宫斗剧里，后妃们为争宠机关算尽，把深宫变成无底线的争斗场，看不到古代社会的制度肌理与人间烟火。 甜宠剧翻来覆去是“霸总救赎傻白甜”的套路，即便有些作品赋予女主独立人设，核心依旧是围绕情爱展开的悬浮剧情。 修仙剧则沉迷于升级打怪、飞升成仙的虚幻设定，与普通人的生活毫无交集。 广电总局虽多次下发管理提示，要求微短剧“爽”而有度、回归现实，可这类作品仍凭借流量密码屡禁不止。 当年的“才子佳人”，是沉迷于过去的历史叙事，脱离了当下的建设需求；如今的霸总、宫斗剧，是沉迷于虚幻的财富与权谋，脱离了现实的生活逻辑。 看似形式迥异，核心问题却如出一辙——文艺创作偏离了人民的真实需求，把流量与爽感当成了唯一追求。 毛主席当年的批评，本质上是希望文艺成为服务时代、鼓舞人民的力量。 如今我们不必再纠结于“外国死人部”的过往争议，却该警惕新的文艺乱象。 文艺创作可以天马行空，但不能脱离土壤；可以追求娱乐，但不能放弃真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