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1月下旬，李宗仁意识到自己不久于人世，他把胡友松叫到身边，说：“我这一生流过两次泪，一次是我的母亲去世，再一次就是今天，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呀！” 胡友松坐在病床边的木椅上，手里攥着李宗仁那只冰凉的手。她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眼角挂着泪，却不敢擦——怕擦了，李宗仁会觉得她软弱。病房里的暖气烧得很足，可李宗仁的手还是凉得像块石头，胡友松就用掌心捂着，一遍一遍地说：“您别担心我，我能照顾好自己。” 李宗仁盯着她的眼睛，喉咙动了动，又说：“我这辈子，欠了很多人情，可最对不起的，是你。”胡友松赶紧摇头，说：“您说什么呢，我跟着您，吃穿不愁，比我在上海的时候强多了。”可李宗仁知道，她说的“强”，是表面上的——1966年她嫁给他时，才27岁，而他已经是75岁的老人，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她每天要做的事，就是熬药、擦身、扶他起床，连出门买个菜，都要跟护兵请假。 李宗仁的“放心不下”，不是没道理的。他走后，胡友松要面对的，是比照顾病人更难的事：她要应付外界的指指点点，要处理李宗仁留下的财产，要适应没有他的日子。1965年李宗仁从美国回来，胡友松作为他的第三任妻子，跟着他住进了北京东城区的四合院，可那时候，她还是个“神秘女人”——媒体说她“是李宗仁的秘书”，说她“图他的钱”，甚至有传言说她“是特务”。她不敢出门，不敢跟邻居说话，每天只能坐在书房里，帮李宗仁整理回忆录。 1968年冬天，李宗仁得了肺炎，躺了三个月，胡友松就没睡过一个整觉。她学会了打针，学会了熬中药，学会了用湿毛巾给李宗仁擦身子降温。有一次，李宗仁半夜发烧，胡友松抱着他去卫生间，不小心摔在地上，两人的额头都磕破了，可她爬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摸李宗仁的头，看他有没有摔疼。李宗仁拉着她的手，说：“其松，你受累了。”她笑着说：“不累，只要您好好的，我什么都愿意做。” 可现在，李宗仁要走了，他最担心的，是胡友松以后的生活。他摸了摸胡友松的手，说：“我走后，你要回上海，那里有你的亲人，有你的朋友，比北京好。”胡友松哭着说：“我不回去，我就守着您，哪儿也不去。”李宗仁摇了摇头，说：“傻丫头，我不能拖累你一辈子。”他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铁盒子，里面装着一沓存折，还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其松，这些钱是我给你的，你拿着，好好生活。” 胡友松接过盒子，眼泪掉在纸条上，把字迹都晕开了。她想起1966年结婚时，李宗仁给她买了一枚金戒指，说：“这是我给你的聘礼。”她戴在手上，每天都擦得锃亮；想起1967年她生病，李宗仁坐在床头给她喂粥，说：“慢点儿，别烫着”；想起1968年秋天，他们在院子里晒太阳，李宗仁指着天上的云说：“你看，那朵云像不像你老家上海的弄堂？” 1969年1月30日，李宗仁走了。胡友松把他的骨灰盒放在卧室的床头，每天都会擦一遍，像他活着的时候一样。她没有回上海，而是留在了北京，在一家图书馆找了份工作，每天早出晚归，很少跟人说话。有人问她“后悔吗”，她总是说：“不后悔，能陪他走完最后一段路，我很幸福。” 1973年，胡友松把李宗仁的骨灰迁到了八宝山革命公墓，墓碑上刻着“李宗仁之墓”，下面还有一行小字：“夫人胡友松敬立”。她站在墓碑前，说：“您看，我把您安顿好了，您也可以放心了。”风一吹，她的头发飘起来，像当年在四合院里，李宗仁帮她理头发的样子。 其实李宗仁的“放心不下”，是旧时代文人的温柔——他知道自己给不了胡友松什么，除了陪伴，就只有那点钱。可胡友松要的，从来不是这些。她要的，是李宗仁眼里的光，是李宗仁说“其松，你受累了”时的心疼，是李宗仁指着云说“像你老家的弄堂”时的温暖。这些东西，比钱重要一万倍。 现在，胡友松已经80多岁了，住在南京的一间小公寓里，每天都会看李宗仁的照片。她说：“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就是遇到了他。”而李宗仁的“放心不下”，也终于放下了——因为他知道，胡友松会好好活着，带着他的那份，好好活着。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