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屯门被击毙的裴姓男子，母亲和中年女亲友在现场伤心痛哭，质问警方为何开枪致命。 她们扑在警戒线外，声泪俱下地控诉，坚称儿子腿部已受重伤，完全失去反抗能力。 “人都动不了了，为什么还要下死手？”这句质问，让2026年1月16日的屯门商场挟持案，从一起恶性事件变成了全民热议的责任争议。 当晚7时15分，屯门某商场内突发混乱，34岁的裴某手持一把水果刀，突然挟持了一名正在购物的无辜路人。 现场群众惊慌逃窜，商场安保立即封锁区域并报警，警方反恐特勤队迅速抵达现场处置。 据警方事后通报，警员抵达后立即建立警戒区域，多次通过扩音器向裴某喊话，警告其放下刀具释放人质。 但裴某情绪极度亢奋，不仅拒不配合，还将刀刃紧紧抵住人质颈部，不断向墙角退缩，人质颈部已出现轻微划伤。 双方僵持近一个半小时，期间警方尝试谈判疏导，并准备了非致命武器待命，却始终无法突破裴某的戒备。 晚8时47分，裴某突然情绪失控，将人质往身前猛拽，刀刃明显用力，人质生命受到即时致命威胁。 在多次警告无效、无其他替代救援方案的情况下，警员果断开枪，击中裴某胸部，裴某当场倒地，人质被成功解救。 医护人员紧急对裴某进行抢救，但因其伤势过重，最终宣告不治，这也引发了家属的激烈质疑。 事件后续调查披露，裴某的行为并非偶然，背后藏着多重复杂隐情。 经查，裴某有黑社会背景，曾因盗窃、贩毒等罪行被判处刑罚，且确诊患有精神分裂症，曾在香港青山医院接受长期治疗。 警方在现场裴某的随身物品中，查获了少量毒品及一根伸缩警棍，初步判断其事发时受毒品刺激，叠加精神病发作，才做出极端行为。 针对家属的质疑，香港警方明确回应，开枪完全符合《警察通例》中的“武力递增”原则。 按照规定，警方使用武力需遵循“警告→非致命控制→致命武力”的递进流程，仅在人质或他人生命面临即时危险、无其他选择时，才可动用致命武力。 现场监控录像及证人证言均证实，警员开枪前已穷尽所有可行手段，开枪行为具有合法性和必要性。 相较于警方处置的合规性，更值得深思的是裴某背后的监护责任缺位问题。 依据香港《精神健康条例》，精神病患者的监护人负有法定看管、治疗协助及风险防范责任。 若监护人未尽到责任，导致患者脱离监管、未按时服药治疗，进而危害他人安全，需承担相应民事甚至刑事责任。 裴某曾在青山医院接受治疗，但事发时已擅自停药多月，且长期与社会闲散人员往来，家属对此竟未能及时干预。 类似案例在内地也屡有发生，去年某地一名精神障碍患者持刀砍伤三名儿童，事后查明家属长期放任其停药，且未采取任何看管措施。 出事後家属仅以“他有精神病”为由推卸责任，忽视了自身监护失职的核心问题。 裴某的悲剧，本质上是个人失控与监护缺位共同导致的结果。 若其家属能严格履行监护责任，督促其按时服药、远离毒品，及时发现其情绪异常并干预，这场悲剧或许就能避免。 如今，如何筑牢精神病患者的监管防线，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课题。 从社会层面，需完善社区随访机制，由社工、医护人员定期上门跟进患者治疗情况，为家属提供专业看护指导。 从法律层面，应强化监护责任的落实，对失职监护人依法追责，杜绝“以病免责”的侥幸心理。 有网友直言：“悲剧的发生，从来不是单一因素造成的，警方的果断是为了救人，而家属的疏忽，才是埋祸根的源头。” 裴某的生命已然逝去，人质的安全得以保障，但留下的责任反思远未结束。 对精神病患者的监护，从来不是家庭的私事，而是关乎公众安全的社会责任。 唯有家属尽责、社会帮扶、法律兜底，才能既守护患者的合法权益，也筑牢公众的安全防线，避免类似悲剧再次上演。 信源：香港屯门案发现场检获毒品 警察开枪打死男子有黑社会背景-中华网·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