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路远：遥远边疆里的守护人公元17-18世纪，清朝通过与准噶尔长达百年的拉锯之

西域路远：遥远边疆里的守护人公元17-18世纪，清朝通过与准噶尔长达百年的拉锯之战，终于彻底收复天山南北的西域之地，针对天山南北的复杂地理条件与民族构成，清廷在北疆设置军府管理下的伊犁将军府，又在新疆东部临近甘肃河西走廊的一带推行等同内地的行政区划，建立镇西府（今巴里坤）、哈密厅、辟展厅（吐鲁番厅）、迪化州（今乌鲁木齐）等一系列州县行政区域（统属镇迪道），实行乌鲁木齐都统与陕甘总督双重管辖模式。清朝廷利用这一模式在新疆战略要地设置“双保险”，即一方面强化等同内地治理的同时，以陕甘共管新疆，在新疆建立了牢固的战略基地与稳固的后方保障。为了实现新疆治理的稳定，清朝廷从公元18世纪中期就开始有计划地在新疆设置八旗与绿营，并大规模屯田。按照乾隆年间《八旗通志》记载，仅第一波在伊犁城长期驻防的东北索伦兵与绿营就达2500人，其后又有包含凉州、西安等地的八旗兵、察哈尔热河等地的蒙古八旗以及东北的锡伯营在内近万兵卒陆续入驻宁远城、惠远与惠宁等城，总计常驻兵马达一万三千余人，这些兵卒前来驻防多“带户口”，因此实际为举家迁徙的长期戍守之人。同时，在新疆东部镇迪道（包含上述乌鲁木齐、哈密、吐鲁番与巴里坤等地）也有数千八旗绿营把守，新疆南部的库车则为绿营兵长期镇守，继而在天山南北形成了比较完整的驻防体系。与军事屯垦同步的是大量民屯的补充，清平定准噶尔叛乱的过程中，发现明代以后的关西地区（甘肃嘉峪关以西至敦煌一带）“千里沃壤，鞠为茂草，无复田畴井里之遗”，而这一地区正是平准大军的主要通道和最近后方，为保障前线粮草需要，康熙帝决定先在毗邻新疆的关西地区进行移民屯垦。自康熙至雍正两朝，清廷先后从甘肃等地招募三千五余民户垦民近两万人进入关西，清廷沿途供给口粮，并在当地提供种子、耕牛与农具，协助其在当地立足。至嘉庆年间，关西地区官方迁徙与自来民户已达七万七千余人，开发良田数十万亩。乾隆二十六年（1761），清朝廷开始了以陕甘总督为主导的外省募民屯垦工作，先是从邻近甘肃省甘州、肃州与凉州等州县招募贫民携家眷入疆，并为其提供衣服、粮食、车辆、房屋（这对于当时普通民众而言无疑吸引力极大），随后陕西与四川两省同样开始资送移民奔赴新疆。除此之外，清朝廷在乾隆二十三年（1758）将流放之地由“宁古塔”改为“巴里坤”“乌鲁木齐”等地，并给予囚犯“减轻刑期”“携带家属刑满后编入民屯”的优待，此类迁徙民众人数近万人。清朝同时动用民间商业力量屯垦新疆，鼓励内地商人认垦新疆荒地，“听其屯垦，给其执照永远营业”，充分发动商人招揽内地民众主动前往新疆屯垦，这一政策在灾荒之年会吸引大量内地贫民前来屯垦，也直接为清朝治理新疆提供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与财力。当时新疆汉族移民数量最多的区域当属巴里坤与乌鲁木齐两地，据考证，乾隆六十年（1795），两地移民人口已达17万（以汉族为主）人，而当时整个新疆移民人口已近40万之数，占当时新疆地区总人口半数以上。然而，同治三年（1864）的阿古柏入侵让全疆陷入战乱，至左宗棠收复新疆之时，十余年之久的兵乱导致在当地屯垦为家的大批屯民死于战乱饥荒，移民垦田的成果大部丧失。千载烽烟已过，当年为国万里戍边之人或为国捐躯、马革裹尸，或扎根边疆、繁衍生息，他们或许在史册上只是一笔带过，但他们挥洒在边疆的热血早已渗透了广袤无垠的大漠原野。他们用生命的史诗向我们诉说着关于华夏文明最朴素的道理：“正因有华夏先民前仆后继地奔赴，方有今日中华疆土辽阔的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