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打仗，凡是第一个攻入城池的，不管是官还是兵，赏赐都是最隆的。如果是重大战役和重大城池，那么赏赐就更厚了。 明清时期军功赏赐的核心逻辑，藏在城墙的砖石缝里。攻城战中第一个登上敌城的士卒，之所以能获最厚封赏，本质是古代战争对风险-收益的极端权衡。当云梯架起时，守军的滚木礌石、箭矢火油会集中倾泻在梯头，史料记载明代登城者死亡率常达七成，这意味着每一个先登背后，都是拿命赌未来。 以清代制度为例，顺治三年定型的攻城赏格，将城池按规模分为府、州、县三级：首登府城赏250两，州城200两，县城150两，次位递减50两，前五名都有份。换算成购买力，乾隆年间一石米约1.5两，250两足够普通农户维持二十年生计。但这种天价背后是精密计算——府城城墙普遍高12米，护城河宽8米，守军配备床弩投石机，而县城城墙仅高6米，防御强度相差数倍。朝廷用赏银梯度，实质在量化不同等级的死亡风险。 相较于传闻中李如松在平壤许诺的五千两空头支票，清代制度的高明在于制度化兑现。八旗士兵首登府城，除250两白银，还可获巴图鲁荣誉称号，甚至直接升任参将——康熙年间收复台湾时，首登者赏银500两加参将实职，这种银+官的组合，让士兵看到跨越阶层的可能。绿营虽赏银减半，但同样开放晋升通道：首登府城者可从无品的战兵直接擢升正七品把总，相当于现代从列兵直升少校。 更深层的考量藏在非物质激励里。清廷对先登者的抬旗、赐爵、记档等安排，实质是构建军功认同体系。比如鳌拜因松锦之战先登获巴图鲁，不仅个人封爵，全家从镶黄旗抬入上三旗，子孙世袭佐领。这种一人先登，惠及三代的设计，让底层士卒明白，卖命换来的不止是白银，更是家族命运的转折。雍正朝将累积功牌改为一战一牌，乾隆细化为六等功牌，更像现代的积分制——每一次先登都是军功积分，攒够即可兑换官职，把卖命变成可预期的阶层跃迁投资。 水战赏格的设计更见用心。顺治朝规定，登上一等敌船首功赏100两，舵工却赏120两——因为水师作战中，舵手操控接舷的时机直接决定登船成败。这种技术工种溢价，既承认体力风险，更尊重专业价值，避免无脑冲锋的单一激励。康熙平台湾时，甚至出现跳帮士兵赏50两，木匠赏80两的特例，因为修复战船直接影响后续作战，朝廷用赏格引导士兵在不同岗位卖命。 对比明代李如松的画饼悲剧，清代制度的成熟在于风险可视化。每一级城池的赏格，都对应着明确的伤亡预估：据《清会典》记载，攻打府城时，云梯兵的存活率约15%，而先登者存活率不足5%。朝廷用250两白银，买断的是一个士兵大概率的死亡，却换来整支军队的士气——当士卒看到先登者的尸体被抬下时，紧跟着的是宣读赏赐的传令兵，这种死亡-奖赏的即时对照，比任何动员令都有效。 到乾隆朝，赏格制度已渗透到每个战术细节：持纛官首进赏50两，因为军旗是部队的灵魂；炮手破城赏15两，因为炮火准备是登城的前提。这种全链条激励让攻城战成为各兵种的协同博弈，而非单纯的血肉磨坊。史料记载，乾隆二十四年平定回部时，库车攻城战中汉军绿营先登三人皆斩，后续者仍蚁附而上，正是赏格制度将死亡焦虑转化为利益驱动的残酷实证。 明清的先登重赏，本质是封建王朝最务实的战争经济学。当朝廷算出一个先登者的生命价值等于250两白银加一个七品官职时，他们精准拿捏了底层士卒的生存逻辑——在平均寿命不足四十岁的时代，用一次致命冲锋换取家族三代温饱，远比种地缴税更有吸引力。这种制度维系了数百年的城墙攻防，直到近代火炮改写战争规则，才随冷兵器时代一同落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