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夏天，宋时轮率领雁北支队南下，与邓华支队合编为第四纵队，直奔冀东。 那时，李运昌早已在当地埋下革命火种，高志远带着本地武装响应，主力一到，二十多个县同时爆发暴动，短短时间就拉起二十万人的抗日联军。 声势虽大，隐患却深。这支仓促组建的队伍，训练不足、纪律松散，宋时轮心里清楚，日军必然会疯狂反扑。他提出收拢兵力，到长城北边的都山建立根据地，党委开会一致通过。 可都山紧邻伪满洲国，日军经营多年，群众基础薄弱，补给更是难以为继。部队在山里苦撑一阵后，不得不撤回平原。撤退恰逢秋收，庄稼虽能遮掩行踪，却挡不住日军的围追堵截，部队损失惨重，士气跌到谷底，不少人中途离散。 等折腾到平西，十万大军只剩不到一万。这场失败，成了宋时轮心里解不开的结。 1939年2月，中央决定成立冀热察挺进军，统管冀东、平西、平北三块根据地，从120师调萧克担任司令员。 萧克来的时候，手里一兵一卒都没有，挺进军的根基全靠宋时轮、邓华支队和冀东抗日联军支撑——说白了，他就是个“光杆司令”。 矛盾很快爆发。 冀东抗日联军首领高志远，是本地人，暴动能成他功不可没。可部队撤到平西后，高志远一心想杀回冀东，还被人举报意图投靠日伪，甚至联系过吴佩孚筹措军费。 萧克二话不说，直接把高志远抓了起来。 宋时轮和邓华急了，赶紧找萧克说情：“就算有问题，也该送延安学习审查，不能一上来就定罪！” 萧克态度坚决，丝毫不让步。公审大会上，公诉人杨春甫摆出证据，高志远当庭认罪，最终按国民党法律以汉奸罪枪决。 高志远一死，冀东抗日联军人心涣散，不少人出走，剩下的也没了斗志。宋时轮看着自己辛辛苦苦拉起来的队伍就此垮掉，心里堵得喘不过气，对萧克的不满彻底爆发。 更让宋时轮无法接受的，是随后的职务安排。 他和邓华琢磨着，挺进军领导班子该按规矩来：萧克任司令员兼政委，宋时轮当副司令，邓华当副政委，再配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 可萧克却不设副职，让参谋长程世才、政治部主任伍晋南与支队领导平起平坐。他的理由很硬：“我原是副师长，宋邓二人是团级，越级提拔得中央批准。” 这话像火上浇油，宋时轮气得火冒三丈。他们在冀东流血流汗开辟根据地，到头来却要受一个“外来的光杆司令”制约？ 邓华性格沉稳，没明着顶撞，宋时轮却忍不住多次提意见，两人吵得越来越僵。萧克也火了，翻出冀东撤退的旧账，指责宋时轮指挥不力。 宋时轮想逼萧克让步，借口胃病复发，提出要回延安学习。他以为萧克离不开他的部队，定会妥协。 没想到萧克一口答应，还打算让程世才接管宋时轮的支队。 宋时轮彻底傻眼了，两人就此陷入冷战，矛盾一触即发。 挺进军司令部觉得兵力薄弱，一路南移，最后驻扎在板城村。锄奸部长余光文刚到，就在村北赵各庄盖了座大牢，这让本就敏感的宋时轮警铃大作。 他怀疑萧克要对自己下手，还想吞并他的部队——毕竟，他的支队大多是红26军老底子，在陕北吃过锄奸的亏，对这一套格外警惕。 “去开会必须带兵！”支队干部们劝他。 宋时轮觉得有理，带着人马直奔板城村，到了村口，让手下架起机枪，自己才揣着忐忑走进会场。 按规矩，宋时轮先交出了配枪。可会议刚开，萧克就开门见山，要求他立刻把部队指挥权交给程世才。 “我凭什么交权？”宋时轮拍案而起。 “你指挥不力，丢了冀东根据地，还有脸赖着位置？”萧克也怒了，“再敢抗命，就毙了你！” “你敢！要毙也是先毙你这个外来户！”宋时轮毫不示弱。 会场气氛瞬间凝固，火药味直冲头顶。 宋时轮的警卫员在外面听见动静不对，猛地冲进来，把一把手枪“啪”地拍在桌上：“军长，给你枪！” 眼看两人就要抄枪，邓华、程世才、伍晋南等人赶紧扑上去，死死抱住两人，奋力抢夺手枪，才勉强按住这场即将爆发的火并。 会场外，村口的机枪还架着，枪口依旧对准会场方向。 闹到这份上，会自然开不下去了。宋时轮甩门而去，从此再也不跟萧克搭伙，带着部队返回雁北，随后转道去了延安。 到了延安，宋时轮好几年没领兵，还专门为这事写了检讨。萧克那边，没了宋时轮支队的支撑，兵力不足，挺进军始终没能打开局面，后来番号也被撤销了。 1943年，延安的一次会议上，宋时轮被要求交代当年的“板城对峙”事件。他笑着说：“都是误会，就是吵急了眼，萧克同志的话是气话，我怎么可能真打领导？” 众人听了哈哈大笑，这事也就此翻篇。中央早就查清了来龙去脉，不过是看他的态度而已。 后来，两人都成了开国上将。萧克活到102岁，宋时轮活到91岁，再见面时，那些当年的恩怨，早已在岁月里烟消云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