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北平刚解放，韩复榘遗孀给新政府写信：“丈夫被枪决，能不能把东绒线胡同47号还给我？这原来是我丈夫的房子。” “同志，我就是问问，这房子，是不是还有咱家一份？”高艺珍坐在昏暗的屋子里，脸上的褶子更深了，她的声音不大，却带着点倔强。 一纸信写得太重，可她没别的办法，东绒线胡同47号，是她心里最后一点盼头。 1949年，北平城刚刚换了天，街头巷尾的牌匾还没来得及换，人心却早不一样了，谁家的炊烟里，都透着点试探，高艺珍，这个老北平女人，盼来的不是荣华，是个“回家”的机会，她没多讲道理，只是憋着一口气，把信送到了新政府那里。 写信的时候，她心里很清楚——丈夫韩复榘已经走了十多年，自他倒下的那一刻起，这家就靠她一个人撑着，东绒线胡同47号，是张学良送给韩家的房子，后来战乱、易主，兜兜转转就没了消息，现在新政权来了，她想要个说法。 她的想法很简单：房子是自家挣的，不是靠什么“通敌叛国”得的，就算韩复榘罪大恶极，这房子也不是“脏的”。 高艺珍不是不懂事理的人，她知道新政府规矩多，凡事讲究查清楚，可她还是咬着牙写了信，写得很直白，就一句话：“同志们，这房子本来就是我家的，能不能给我们个明白？” 信送出去后，每天都像过年，盼着消息，她白天干点活，晚上就守着油灯发呆，家里几个孩子，见她皱着眉头，都不敢大声说话，可她没法不惦记，这房子是家里唯一的盼头。 有人说她倔，说她这点心思，凭什么跟新政府讲条件？可她也没别的法子，总不能带着孩子们一直挤在这小屋里过一辈子。 她想起韩复榘刚去世那会儿，家里就剩下她和孩子们，二房、三房的人早跑了，只剩她扛着。日子紧的时候，她一边浆洗衣服，一边咬着牙把孩子送去上学。她不敢让孩子们饿着，也不敢让他们掉队。 她没有别的依靠，只有心里那点骨气和这封信，终于有一天，门外来了人，是新政府的同志，穿着灰衣服，手里拿着本子，他们问得很细：“韩太太，这房子是怎么来的？有没有房契？还有，家里现在都谁？” 高艺珍把家底摊开了说，她没添油加醋，也没掩饰，她说，房子是张学良给的，后来日本人占了，国民党收回去也没还，现在新政府当家了，按理说，应该有个说法。 “我们会查清楚的。”对方说，她点点头，心里却不敢多想，她知道，眼下讲规矩，谁都得等消息。 那段日子，家里人过得格外安静，大儿子病着，二儿子正琢磨参军，小儿子还在上学，女儿帮她分担家务，她从没指望过什么大富大贵，只盼着能把家人安顿好。 新政府那边的调查很快就有了结果，人家查明了，这房子不是敌产，也不是汉奸房，是合法私房，可话又说回来，这房子地方大，地段好，政府正缺办公用房。 “要不，咱们按市价买下来，钱给您，您看行不？”新政府的人来找她商量。 高艺珍没犹豫多久，她不想再折腾，也不想给孩子添麻烦，她想了想，说：“就按你们说的办吧，只要有个明白，咱家就心安了。” 钱很快就拿到手了，她没吆喝，也没哭，她把钱分成几份，大儿子身体不好，先安顿下来，二儿子想参军，她又给他留下一份，小儿子和女儿各分一份，家里人总算都有了落脚的地方。 她没让孩子们多想，也没把这事当成多大的本事，她只说：“这屋子是咱家最后的盼头，现在有钱了，咱们安安稳稳过日子。” 其实，早在北平解放前，韩家也有机会去台湾，有人劝她，说去了那边好歹有个照应，可高艺珍心里清楚，韩复榘是被蒋介石枪毙的，这口气她咽不下，孩子们也不愿意走，最后全家人就留在了这座城。 新政府的做法很公道，这让她心里踏实不少，她没觉得自己多委屈，反倒觉得这世道，终于有了点盼头。 日子慢慢往前走，孩子们一个个有了自己的出路，二儿子参了军，后来还出国打过仗，小儿子考上了大学，女儿也做了工程师，她从来没把这些挂在嘴边，只是偶尔看着家里人坐在一起，心里觉得踏实。 高艺珍这一辈子，没什么花头，她靠的是一身硬劲，和心里那点不服输，她不信命，也不靠别人，什么事都自己扛着，别人觉得她倔，她觉得只要家在，什么都不是难事。 后来，韩复榘的骨灰运到了北京，安葬在香山，她没哭，也没闹，只是在坟前低声说了一句：“你放心，家里人都好。” 1957年，她病重去世，没留下什么话，她的孩子们都说，这些年最难的时候，全靠她一口气撑着，她也没觉得自己多伟大，只是想着把家带好，别让孩子们受苦。 东绒线胡同47号，早就换了主人，可这段往事，谁也忘不了，一个老北平女人，靠一封信，把家人的日子争了回来，她没求过谁，只是讲了句实话。 其实，这世上像她这样的人不少，遇事不嚷不闹，自己扛着，讲道理没用，靠的是骨气和一双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