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41岁的戴笠对秘书余淑衡说道：“去我房间取一份文件。”这句话像根细针，突然刺破了办公室里原本平静的空气。 当时余淑衡刚把译好的情报放在桌上，指尖还沾着复写纸的蓝墨，听见这话时笔都没来得及放下。 那年头进军统的女学生不少，余淑衡原本以为自己是凭本事考进来的。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英语底子，加上培训班里拿第一的成绩，让她觉得能在情报部门做点正经事。 可戴笠一句话，就让她明白这里的规则和课堂里教的不一样。 他先是把她从译电科调到身边当秘书，说是“看中你的文笔”，转头又在加班时“恰巧”留她一个人整理档案。 余淑衡不是没试过反抗。 她提过家里订了亲的事，想让对方知难而退。 没想到戴笠听完反而笑了，第二天就让总务处送来一套全新的公寓钥匙，“给你父母住，省得你总惦记家里。”那时候她才发现，军统的垂直管理不是说着玩的，你的家人、工作、甚至住哪，都能变成别人拿捏你的绳子。 最让人发冷的是那个雨夜。 戴笠说有份美国发来的紧急电报，让她去戴公馆取。 她撑着伞走到曾家岩那个挂着“内书房”牌子的房间时，桌上已经摆好了两杯咖啡。 后来她只记得咖啡有点苦，再醒来时天已经亮了，自己躺在陌生的床上，眼泪把枕头洇出一小片深色。 接下来的三年，余淑衡活成了两个人。 白天是戴笠身边干练的秘书，晚上却得应付他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要求。 同事们看她的眼神都变了，背后议论她是“戴老板的人”。 她把那些闲言碎语当耳旁风，心里却在盘算着怎么脱身。 珍珠港事件后，戴笠天天念叨要跟美国人学本事，她突然抓住了机会。 那天她故意穿着戴笠送的旗袍，用他教的样子给他剥橘子，轻声说想去美国学情报技术，“回来好帮您建国际情报网呀。”戴笠果然答应了，大概觉得这个被他捏在手心里的女人，迟早还是要回来的。 可他没想到，余淑衡一到美国就办了两件事：先去移民局改了身份，然后把远在重庆的父母接了过来。 后来听说戴笠气得摔了电话，让美国那边的人盯着她。 但太平洋战争一打起来，谁还有功夫管一个跑掉的秘书。 余淑衡在纽约嫁给了一个美国军官，把名字也改了。 她带走的不只是父母，还有那套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毕业证书那是她自己挣来的，不是谁赏的。 现在再看这段旧事，最难得的不是她逃得多远，而是她在那三年里没弄丢自己。 咖啡里的药没能让她认命，公寓钥匙没能锁住她的手脚，就连戴笠以为十拿九稳的控制，最后也成了她手里的梯子。 有时候摆脱困境，靠的不是硬碰硬，而是在别人以为你顺从的时候，悄悄攒着离开的力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