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大国的学者卢麒元，近日在北京公开发声。 他提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主张：“立法者每次参与都要政审！”他说，因为最严重的渗透，是通过“立规矩”。他发声针对两个事：第一，近几日我们的法律中出现了“优先采用国际标准”的条款；第二，立法者本身的背景与利益冲突政审。 很多人听“立法者政审”会先皱眉头，觉得这是把专业问题搞成了立场问题，甚至会想：难道懂规则的人还不如“根正苗红”的人重要？但卢麒元的话，其实是捅破了一层窗户纸——规则从来不是中立的“技术文本”，而是把利益分配固化下来的“底层代码”。 所谓“渗透”，最狠的不是派间谍、搞破坏，而是让你心甘情愿用别人写的“代码”跑自己的国家发展程序，跑着跑着，核心权限就被别人攥住了。 就说“优先采用国际标准”这事儿，很多人觉得是“走捷径”，不用自己从零摸索，还能快速对接国际市场。 但很少有人想过：标准的“优先级”背后，是话语权的“从属权”。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欧美国家主导修订了巴塞尔协议Ⅲ，大幅提高了银行资本充足率要求。 这对他们自己的金融机构来说，是巩固优势的“护城河”，但对新兴市场国家来说，却成了发展的“紧箍咒”——很多发展中国家的银行刚起步，根本达不到严苛的资本要求，要么只能放弃扩张，要么就得引入外资参股，最终把本土金融话语权让了出去。 这不是编故事，而是很多新兴国家真实走过的弯路：看似“接轨”省了力，实则把发展的主动权交了出去。 卢麒元担心的，正是这种“规则寄生”的风险。如果我们在关键领域把“国际标准”放在优先位，本质上就是把规则制定的“最终解释权”交给了别人。 比如在数字经济领域，数据跨境流动的标准现在正处于博弈阶段，欧美已经出台了GDPR等一系列规则。如果我们盲目“优先采用”，可能就会让国内企业在数据合规上处处受限——要么花大价钱适配国外标准，要么放弃海外市场，甚至可能让核心数据的控制权旁落。 这些国际标准往往会随着制定国的利益调整而变动，今天能用的规则，明天可能就变成了卡脖子的工具，而我们因为“优先采用”的条款，连调整的余地都很小。 而“每次参与都要政审”，核心不是要“一刀切”地排斥专业人才，而是要建立一种“动态防火墙”。很多人觉得“一次政审管终身”就够了，但现实是，利益关系是会变的。 一个立法者今天没有境外利益关联，不代表明天不会因为亲属移民、商业合作、学术交流等产生利益绑定。尤其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境外势力渗透的手段越来越隐蔽，可能不是直接给钱，而是通过学术荣誉、商业合作、子女教育等方式建立“利益链”。 卢麒元强调“每次”，就是看到了这种动态风险——立法是件严肃的事，每一次参与都关乎国计民生，不能用“过去的清白”担保“未来的立场”。 这其实不是我们独有的顾虑，而是全球大国的共识。美国国会在审议涉及国防、科技的法案时，会要求议员提交详细的财产申报和境外关联报告，一旦发现利益冲突，必须回避；欧盟在制定能源、环保等领域的政策时，也会对参与制定的专家进行背景审查，防止被跨国企业游说影响。 这些做法不是“保守”，而是对国家利益的基本守护。我们要的不是“封闭”，而是在开放中守住底线——不能让那些可能被境外势力影响的人，参与制定关乎国家核心利益的规则。 说到底，卢麒元的发声，是在提醒我们重新审视“规则”的本质。在这个时代，谁掌握了规则制定权，谁就掌握了发展的主动权。那些看似枯燥的法律条款、行业标准，背后藏着的是国家的未来。我们可以开放，可以借鉴，但不能在规则上“躺平”，更不能让别人把规则的“刀子”藏在我们的法律里。 “立法者每次政审”听起来惊世骇俗，但背后是对“规则主权”的清醒认知。我们不需要排斥国际标准，更不需要否定专业人才，我们需要的是一种“主动掌控”的心态——规则可以借鉴，但优先级必须由我们自己定；人才可以重用，但立场必须经得起检验。 在这个规则博弈的时代，只有把“立规矩”的权力牢牢抓在自己手里，才能真正掌握发展的主动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