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那会儿，南京的金陵兵工厂眼看要被日军抢走，近4000名工人赶紧打包设备和材料，冒着轰炸分批往重庆转移，花了三个多月才到目的地。到了1938年，这厂改名第二十一工厂，迅速恢复生产，成为大后方最大的兵器基地，造出了全国抗战武器一大半，包括大批马克沁重机枪、轻机枪和迫击炮，直接支援前线部队打鬼子。 带队的老工人叫张德胜，在金陵兵工厂干了二十年，从学徒工熬到了机修班班长。他的右手食指缺了半截，是早年调试机床时不小心轧的，却凭着这手绝活，能在黑灯瞎火里摸出机器零件的偏差。1937年深秋的南京城，已经能听见城外的炮声，日军的飞机贴着城墙飞，炸弹炸塌了工厂隔壁的民房，碎砖烂瓦溅了一院子。 厂长把全厂工人召集到操场上，扯着嗓子喊：“机器是咱们的命根子，绝不能留给小鬼子！能扛的扛，能抬的抬，就算砸了烧了，也不能让鬼子拿去造枪打咱们中国人！”张德胜当场把铺盖卷搬到了车间，带着徒弟们拆机床，大到几十吨重的炼钢炉，小到一枚螺丝钉，都用油布裹了三层，再装进木箱里。 转移的队伍分了七批，张德胜带着机修班走的是陆路。几十辆木轮大车，拉着沉甸甸的机器零件，车把式的鞭子甩得噼啪响，车轮陷在泥里，就得靠工人们喊着号子推。日军的飞机时不时来轰炸，队伍只能白天躲在山里，晚上摸着黑赶路。 有天夜里，队伍走到安徽境内的山口，敌机的轰鸣声突然从头顶传来。张德胜眼疾手快，一把将身边的徒弟小李按在沟里，自己扑上去护住装着机床核心部件的木箱。炸弹在不远处炸开，气浪掀翻了两辆大车，炸飞的弹片擦着张德胜的后背划过，撕开了一道半尺长的口子。他咬着牙没吭声，撕下衣襟裹住伤口，指挥着大家把翻倒的木箱重新抬上车。 小李吓哭了，抹着眼泪说要回家，张德胜抬手给了他一巴掌：“你爹就是在淞沪会战里被鬼子的机枪打死的！现在你把机器丢了，以后拿什么给你爹报仇？”小李攥紧了拳头，抹掉眼泪，扛起半袋零件跟上了队伍。 水路的队伍更凶险。长江上的日军军舰巡逻得紧，运输船只能伪装成民船，贴着岸边走。有艘船装的是制造火药的原料，被日军侦察机盯上了，机枪子弹扫过来，船舷被打得千疮百孔，江水咕嘟咕嘟往船舱里灌。 船上的工人没有一个跳船逃跑，他们用棉被堵住漏洞，把火药箱紧紧绑在船板上，直到被路过的渔船救起，还死死护着那些箱子。三个多月的跋涉，队伍里有人病倒了，有人掉了队，还有人永远留在了路上。等最后一批工人抵达重庆的时候，个个衣衫褴褛，脸瘦得脱了相，手里却紧紧攥着机器零件的清单，一个都没少。 重庆的夏天闷热得像蒸笼，二十一所的厂房是临时搭的茅草棚，屋顶漏雨，地面返潮。机器刚装好，就遇上了日军的大轰炸，厂房的一角被炸塌，滚烫的铁水溅出来，烫得地上冒白烟。 张德胜带着徒弟们顶着炮火抢修，汗水混着血水往下淌，手上的血泡磨破了一层又一层，结了痂又磨破，最后变成了厚厚的茧子。没有电力，工人们就用人力拉动皮带轮，带动机床运转；没有钢材，就把废弃的铁轨融了重新炼钢；图纸被炸弹炸碎了，老工人们就凭着记忆，一笔一划重新画出来。1938年春天，二十一所的第一挺马克沁重机枪试制成功，枪声在山谷里回荡，工人们抱着枪身，哭得像个孩子。 那段时间，工厂的机器声从没停过，白天黑夜连轴转。工人们每天只能睡四个小时，饭是糙米饭就咸菜，渴了就喝山泉水。张德胜的媳妇带着孩子从南京逃难过来，在工厂旁边搭了个茅草屋，每天给工人们烧开水。 她看着丈夫天天泡在车间里，后背的伤疤发炎流脓，劝他歇两天，张德胜摇摇头：“前线的战士等着咱们的枪打鬼子呢，多造一杆枪，就能多杀一个鬼子，就能早一天把鬼子赶出去。”到了1939年，二十一所的月产量已经能达到轻机枪300挺、迫击炮50门，这些武器被装上卡车，沿着川陕公路运往各个战场。台儿庄战役、长沙会战的前线阵地上，战士们用着二十一所造的机枪，打退了日军一次又一次的冲锋，枪管打得通红，就泡在冷水里降温，继续射击。 抗战胜利那年，张德胜带着徒弟们把金陵兵工厂的牌子重新挂了起来。他摸着那扇被炮火熏黑的厂门，想起了那些留在转移路上的工友，想起了被炸塌的厂房，想起了黑夜里赶路时的号子声，眼泪掉了下来。近4000名工人，用三个多月的跋涉，用一双双布满老茧的手，把一个兵工厂从南京搬到了重庆，又在废墟上建起了抗战的武器库。他们不是扛枪冲锋的战士，却用机器和零件，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防线。 这些普普通通的工人，没有留下多少名字，却把自己的血汗融进了每一颗子弹、每一把机枪里。他们的故事，藏在那些支援前线的武器里，藏在抗战胜利的丰碑里，藏在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骨气里。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