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从敌人公布的档案中找到的一张照片，镜头中的青年叫罗天贺，此时已被判死刑，即将

这是从敌人公布的档案中找到的一张照片，镜头中的青年叫罗天贺，此时已被判死刑，即将踏上刑场，但仍从容自若，大义凛然。 泛黄的照片边角已经卷起，罗天贺穿着洗得发白的粗布长衫，领口扣得严严实实，头发梳得整齐。他站在囚车旁，身后是荷枪实弹的宪兵，脸上却没有半分惧色，甚至嘴角还带着一丝淡淡的笑意。 后来人们才知道，这个年仅26岁的青年，是当时上海地下党组织的交通联络员，负责沪西片区的情报传递和人员护送。他不是出身豪门的少爷，也不是久经沙场的战士，老家在浙江鄞县的一个小渔村，父亲是靠出海打鱼养家的渔民，母亲是缝补浆洗的农家妇女。 1938年，日军的炮火炸碎了渔村的宁静，一艘渔船被敌机击沉，他的父亲和三个同乡再也没回来。那年他19岁，背着母亲连夜赶到宁波，找到正在招募进步青年的地下党组织，攥着拳头说要报仇，要让更多人过上不用躲炮弹的日子。 罗天贺的工作，是游走在上海的大街小巷，把写着密信的纸条藏在油条筐的夹层里，塞在旧书的书页中，甚至缝进布鞋的鞋底。他的公开身份是沪西一家书店的伙计，每天守着满屋子的书，迎来送往各色人等。 没人怀疑这个说话温和、做事勤快的年轻人，连隔壁包子铺的老板娘都总说，小罗是个实诚孩子，将来肯定能娶个好媳妇。他确实有个未婚妻，是同在书店工作的女店员，也是一名地下党员。两人约定，等抗战胜利就回老家，开一家小书店，安安稳稳过日子。这个约定，他在狱中写了三次，写在从囚服上撕下的布条上，藏在棉衣的夹缝里。 1942年的冬天，上海的地下交通站接连遭到破坏，叛徒的出卖让十几个同志被捕。罗天贺负责的那条线，成了敌人重点盯防的目标。12月的一个雪夜，他刚把一份关于日军军火库位置的情报交给接头人，转身就被埋伏在巷口的特务围住。 他没有反抗，只是把藏在袖口的另一份备用情报塞进嘴里，用力咽了下去。特务把他押回宪兵队，连夜审讯。老虎凳、辣椒水、烙铁，这些酷刑轮番上阵，他的胳膊被烧得血肉模糊，腿骨被压得变形，却始终没吐出一个名字。 审讯他的特务头子气得拍桌子，骂他是硬骨头，是冥顽不灵的共党分子。罗天贺只是抬起头，看着天花板上的蜘蛛网，轻声说，你们烧得毁我的皮肉，烧不掉我心里的信仰。 被判死刑的那天，狱警通知他可以见最后一个人。他拒绝了，说没必要让亲人看着自己赴死，徒增悲伤。临刑前，敌人为了炫耀所谓的“战果”，特意安排了摄影师拍照。 他们以为这个青年会瘫软在地，会痛哭流涕，会跪地求饶。没想到罗天贺听到拍照的要求，反而挺直了腰板，理了理长衫的褶皱，对着镜头露出了微笑。他知道，这张照片会被登在敌人的报纸上，会被送到很多人的手里。 他要让同志们看到，他没怂，没怕，没给组织丢脸。他更要让那些还在黑暗中挣扎的人看到，就算前路是刑场，也有人愿意为了光明，昂首挺胸地走下去。 枪响的那一刻，上海的天空飘着细碎的雪花。他倒下的时候，手里还紧紧攥着一枚磨得发亮的铜纽扣，那是他和未婚妻约定的信物，纽扣的背面，刻着两个小小的字：黎明。几十年后，当年的未婚妻已经白发苍苍，她在整理罗天贺的遗物时，找到了那封藏在棉衣里的布条信，信的最后一句写着：我看不到黎明了，但你们一定要看到。 这张从敌人档案里翻出的照片，不是什么炫耀的战利品，而是一个青年用生命写下的宣言。从容不是天生的，是信仰给的底气；大义不是口号，是宁愿舍弃生命也要守护的初心。那些在黑暗中倒下的人，从来都没有真正离开，他们的笑容，他们的骨气，早就融进了这片土地，融进了后来者看得见的黎明里。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