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大国的学者卢麒元，近日在北京公开发声。 他提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主张：“立法者每次参与都要政审！”他说，因为最严重的渗透，是通过“立规矩”。他发声针对两个事：第一，近几日我们的法律中出现了“优先采用国际标准”的条款；第二，立法者本身的背景与利益冲突政审。 可能有人觉得，采用国际标准不是好事吗？能方便咱们的产品走出国门，减少贸易壁垒，可实际情况远比这复杂，很多所谓的“国际标准”，压根就不是中立的技术规范，而是欧美发达国家主导制定的，字里行间都藏着维护自身利益的小心思。 就像咱们国家的光伏产业刚起步那会儿，本来发展势头正猛，结果欧盟突然拿所谓的环保标准当挡箭牌，再加上高额关税壁垒，直接把咱们的出口通道卡住了脖子，那些看似合理的标准条款，成了人家打压咱们民族产业的工具。 还有农产品领域，有些所谓的国际标准，其实就是欧美农业生产模式的翻版，咱们的企业想把产品卖出去，就得花大价钱升级生产线，硬生生被捆住了手脚。 更让人揪心的是，这种规则陷阱的影响是长期的，当初入世时一些看似妥协的条款，过了二十年，反倒成了咱们高端制造业和农业发展的“紧箍咒”。 可能有人会说，咱们的产品质量法里也写着鼓励采用国际标准啊，没错，法律确实有这样的条款，初衷是推动企业提升质量、接轨全球市场。 但卢麒元担心的是“优先”这两个字背后的风险，一旦把国际标准放在优先位置，很可能就会在不知不觉中丧失规则制定的主动权。 在全球化的今天，规则就是无声的战场，条文就是无形的武器，谁掌握了规则制定权，谁就掌握了发展的主动权，要是咱们总是被动接受别人定的规矩，久而久之，整个产业链都可能被戴上枷锁，国家的产业安全也就无从谈起。 这就牵扯出卢麒元关注的第二个问题，也是他提出立法政审的核心原因：立法者本身的背景与利益冲突。 规则制定权这么重要，制定规则的人要是立场有问题，或者背后有复杂的利益绑定，那制定出来的规则还能守护咱们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吗？他之所以强调“每次参与都要政审”，而不是搞一次就完事，就是因为人的立场和利益关系是会变的，一次审查根本没法应对长期的变数。 这种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看看国际上的情况，有些参与咱们规则制定的专家，本身就有国外机构的任职经历，甚至持有外籍身份。很难保证这些人在制定规则时，不会不自觉地偏向外资企业的利益，给他们预留便利。而本土企业想要达标，只能高价购买国外的技术和设备，这无形之中就挤压了民族企业的生存空间。 历史上日本就曾借着规则的便利，把淘汰产能和设备转移到咱们这里，既掠夺了廉价的原料和劳动力，又抢占了本土市场，这样的教训可不能忘了。 其实在规则制定者的审查方面，不少国家都有成熟的机制，美国要求国会议员必须定期披露自己的财务状况，避免立法行为和个人利益挂钩；俄罗斯更严格，涉及能源、国防这些关键领域的立法者，得证明自己的父母、祖父母和外祖父母三代都没有海外永久居住权，这些做法的核心，都是为了守住规则制定的底线，防止外部势力通过利益输送影响本国的规则体系。 卢麒元的这个提议，难免被一些人斥为“小题大做”，觉得全球化时代不该这么苛刻，可这些人恰恰没看清国际竞争的本质，现在国家之间的竞争早就不局限于战场，更多是在规则制定、经济博弈这些隐性领域展开。 有些国家就是因为粮食安全领域的规则被外资影响，导致定价权旁落，最后只能让老百姓承受物价飞涨的压力，这样的前车之鉴就在眼前。 说到底，卢麒元的发声不是要搞闭关锁国，而是提醒咱们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保持清醒，咱们追求国际化，从来都不该是单向地适应别人的规则，而应该是双向的互动与影响，这些年咱们在5G、数字经济、绿色金融这些新兴领域，已经开始积极贡献中国方案，推动国际标准的多元化，这才是真正有底气的国际化。 规则就像国家发展大厦的柱梁，立柱的人要是出了问题，整个大厦的根基就会动摇，卢麒元提出的“立法者每次参与都要政审”，看似激进，实则是对规则主权的坚守。它让我们重新思考，在复杂的国际博弈中，如何才能让每一条法律条文都真正服务于国家利益和人民福祉，如何才能牢牢把握住规则制定的主动权。 现在的全球规则体系正在经历深刻的调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多边机制面临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卢麒元的声音更像是一记警钟，提醒咱们不能在“接轨国际”的口号中迷失自我。 真正的国际化，应该是带着自己的标准和方案走向世界，而不是盲目照搬别人的规则，守住规则制定的底线，就是守住国家的未来，这大概就是卢麒元这次北京发声最核心的意义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