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新加坡人在社交网站发文：新加坡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富裕国家，最讨厌中国人叫我们“

一名新加坡人在社交网站发文：新加坡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富裕国家，最讨厌中国人叫我们“小中国”“坡县”。虽然我们有些人还说汉语，过春节。但是这样的人越来越少了，现在连三分之一也不到，而且是老年人占多数。新加坡的国语是英语，年轻人都以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为荣。就算我们是华人，也是新加坡的华人，不是中国人。请以后别说牵强附会，生拉硬扯的套近乎。更不要再喊我们“小中国”“坡县”。   这番喊话，像一面镜子照出了小国身份的微妙焦虑。这个华人占比超七成的岛国，从建国初期就刻意与中华文化保持距离——李光耀时代确立英语为唯一工作语言，华文教育被压缩成选修课，连春节假期都曾因“避免强化华人属性”被讨论缩减。   如今走在牛车水，年轻店员更习惯用英语打招呼，祖辈的福建话、广东话在家庭聚会中逐渐消失，这种主动的文化稀释，本质是小国在东南亚地缘中求生存的策略：既要背靠马六甲海峡的航运红利，又要在马来、印尼等穆斯林邻国中证明“非中国附庸”。   但历史的纽带不是政策能切断的。福康宁山出土的元代瓷器、圣安德鲁大教堂地基里的宋代铜钱，都在诉说着早在明朝之前，中国商船就把新加坡当作补给站。   直到1980年代，新加坡国家博物馆还在举办“中国唐代文明展”，吸引百万当地人参观——那代人或许还记得，自己的曾祖父就是从厦门港乘红头船下南洋的。   这种割裂感在年轻一代身上更明显：他们穿着潮牌在乌节路逛街，却对农历新年的“捞鱼生”习俗说不出典故；能熟练用英语辩论国际议题，却看不懂祖父收藏的《三国演义》连环画。   前外长杨荣文那句“培养世界公民却成了无根浮萍”，道破了政策的悖论：当华语从日常交流退化成博物馆里的展品，“小中国”的调侃反而成了戳穿身份伪装的利刃。   更深层的矛盾在于，新加坡的“去中国化”始终带着实用主义底色。苏州工业园的中资企业、重庆互联互通项目的中欧班列，这些年两国年贸易额突破千亿美元，新加坡连续十二年是中国最大外资来源国。   当马来西亚华人坚持办华文学校、保留方言时，新加坡的华人家庭却在为孩子请英文私教，这种主动的文化舍弃，反而让“坡县”的戏称有了黑色幽默：一个面积仅相当于中国县城的岛国，试图用语言政策斩断历史脐带，却在地理、经济、血缘上始终与中国藕断丝连。   最耐人寻味的是，那些反感“小中国”的年轻人，往往对本国历史也知之甚少。他们不知道1990年代中国文物展在新加坡引发的文化共鸣，也不清楚自己的姓氏可能来自泉州的某个古村落。 当他们用英语强调“新加坡华人不是中国人”时，或许没意识到，这种急于划清界限的姿态，恰恰暴露了文化主体性的虚弱。   当新加坡不再需要用语言政策证明“非中国”，当年轻一代能坦然在中秋夜吃月饼聊郑和下西洋，那些关于称呼的争论，或许才会真正平息。毕竟，一个连自己历史都不敢正视的国家，再强调主权独立，也难掩内心的不踏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