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叶亚华在澳门街头要饭无果，无奈在牌子上写道：“我是抗日名将王铭章的遗孀！”结果引起轰动，这是怎么回事？她的结局又如何呢？ 1951年的澳门，空气里混杂着潮湿的海腥味和难民营特有的酸腐气。 那个冬天的街头格外拥挤，到处是从内地涌来的流离失所者。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路人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乞讨者。她虽然衣衫褴褛，面色蜡黄，身边围着四个饿得瘦骨嶙峋的孩子，但神态却有着一种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的沉静。 更让人意外的是，当有外国人经过时，这位看似落魄的妇人竟然能用流利的英语与其交流。 而真正让整个澳门乃至海峡对岸感到震动的，是她摆在地上的那块用炭笔写着的一行字的木牌：“我是抗日名将王铭章的遗孀。” 在那个人人自危的乱世，这行字不是为了博取眼球，而是一个被逼到绝境的母亲最后的呼救。要理解这种巨大的落差，必须把目光投向1938年的滕县。 那是一场早已注定结局的战役，面对装备精良的日军矶谷师团，王铭章率领的川军一二二师装备极差，有的士兵手里甚至还是那支老旧的“单打一”。 但他没有退，在发给上级的电报里，他只留下了“决心死拼，以报国家”八个字。这位四十五岁的师长用最惨烈的方式兑现了诺言，全师死守滕县三天三夜，最终他也在西门城楼上中弹殉国。正是这几千条性命填进去，才为后来震惊中外的台儿庄大捷争取了最关键的部署时间。 战后，国民政府追赠他为陆军上将，甚至连在那时的延安，毛泽东也亲自送了挽联。 作为这样一位烈士的遗孀，叶亚华本有着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她出身四川新都的书香门第，年轻时不仅精通女红，受过良好教育，更有着与其丈夫一样的硬骨头。 王铭章殉国后，国民政府确实发放了一笔不菲的抚恤金。按照常理，这笔钱足够她带着孩子在乱世中置办田产，过上安稳日子。但叶亚华做了一个让很多亲戚都不理解的决定：她没有把钱存起来，而是几乎全部拿出来创办了“铭章中学”。 在她朴素的观念里，丈夫是为了国家死的，这笔卖命钱就不能只花在自家身上，办学校、教育后代，才是对亡夫最好的纪念。 为此，她甚至变卖了当年的嫁妆首饰，可以说为了这个念想掏空了家底。 时代的洪流并没有因为她的善举而对她手下留情。随着内战爆发，时局急转直下，学校难以为继，积蓄也随着恶性通胀化为乌有。 一九四九年，为了保全王铭章留下的这几条血脉，叶亚华只能带着孩子仓皇出走，一路颠沛流离，最终落脚在当时葡萄牙管辖下的澳门。 那时的澳门绝非什么天堂，对于身无分文的难民来说，这里更像是炼狱。叶亚华一个弱女子，带着四个半大的孩子，既不懂当地粤语，也没有强健的体魄。为了活下去，这位曾经的将军夫人给人洗过衣服，糊过纸盒，甚至去码头捡过烂菜叶。 但贫穷像是一场没有尽头的瘟疫，当最小的儿子因为长期营养不良加上水土不服病倒，家里却连买药的钱都凑不出时，叶亚华崩溃了。看着高烧不退的孩子，她不得不撕碎了最后的体面，找来一块木板，写下了那个曾经带给她无上荣光、如今却只能用来乞讨的名字。 这件事很快在澳门传开了。谁也没想到，那个在史书上被歌颂的铁血将军，他的妻儿如今竟然在为了一个馒头向路人磕头。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传到了台湾，引起了舆论哗然。有人指责当局凉薄，有人感叹世态炎凉。 蒋介石得知此事后也感到极为震惊和难堪，迅速派人通过渠道送去接济，并安排她们迁往台湾。 但即便是在这种绝境中被接走，叶亚华骨子里那股川妹子的韧劲依然没变。到了台湾后，她并没有躺在“烈士遗孀”的功劳簿上吃救济，而是凭借自己的学识考取了教师资格，重新拿起了教鞭。 在后来漫长的几十年里，她靠着教书育人这份微薄的薪水，把孩子们一个个拉扯大。 在学校里，她是一位严谨的老师，极少向学生提起自己那位赫赫有名的丈夫，也不愿多谈那段在澳门街头乞讨的往事。 直到晚年，这份压抑了一辈子的情感才终于爆发。当叶亚华终于有机会回到大陆，站在王铭章将军高大的铜像前时，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突然失控了。她不像外人那样瞻仰英雄，而是像个受尽委屈的小媳妇一样，一边用手捶打着冰冷的铜像，一边哭喊：“你害得我好苦啊！那时候你为什么不跑？为什么时间到了还不撤？你对得起国家，对得起百姓，可你对得起我们孤儿寡母吗？” 这一声哭喊，道尽了她一生的辛酸。她当然知道丈夫为什么不跑，如果她不懂大义，当年就不会散尽家财去办学；如果她不尊重丈夫的气节，后来也不会把珍藏了七十多年的“民族光荣”等七块牌匾无偿捐献给博物馆。但作为一个女人，一个母亲，她独自扛下了所有战后的苦难。王铭章在战场上守住了国门，而叶亚华在之后漫长的岁月里，用她柔弱的肩膀，守住了这个破碎家庭最后的尊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