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欧洲老人基本上没有什么卧病在床的？在德国的中国人说，欧洲老人等到年龄大后，插着管子躺在病床上度日的人少之又少，与其将时间浪费在这里，他们更愿意用仅剩的时间去享受剩下的时光，死的时候没有一丝犹豫！ 如果你走进欧洲医院的重症监护室，可能会感到一丝异样的“冷清”，这里少见那种全身插满管子、在此起彼伏的仪器报警声中苦苦维持心跳的老人。 相反，在德国、荷兰等地的街头或自家花园里，白发苍苍的长者即便行动不便，也大多收拾得体面干净，享受着最后的时光。 这种强烈的视觉反差背后，不是他们的医疗技术不行，也不是谁比较心狠，而是一场关于“怎么走”的漫长社会博弈，在德国，一种被称为“预先医疗指示”的文件成了很多人的护身符。 这是2009年正式通过立法确认的权利，老人趁着自己清醒，把字签了，白纸黑字写明白：到了失去意识那天，什么抢救我要，什么切开气管、心脏复苏我坚决不要。 这一纸文件的分量极重，医院的伦理委员会得盯着医生执行，谁也不敢违背患者意愿搞过度治疗。根据阿姆斯特丹大学医学中心的调研，到了2024年，德国和荷兰已经有超过六成的老人把这事儿办妥了。 甚至很多家庭医生在日常问诊时，就会主动把这层窗户纸捅破，甚至七成以上的临终患者在进入ICU前，就已经按下了过度抢救的暂停键。在他们看来，这才是对生命尊严的最后捍卫，而不是被当作一个只会呼吸的病例符号。 把时钟拨回半个多世纪前，欧洲人其实也经历过纠结。那时候医疗体系的唯一KPI也是“活着”。直到1967年，西西莉·桑德斯女士在伦敦创办了圣克里斯多弗收容所，第一次把“安宁疗护”这个概念摆到了台面上——既然治不好，那就不折腾，重点从“延命”变成“减痛”和心理抚慰。 这个观念像一颗种子，慢慢在欧洲生根。到了1990年，势头已经大到按不住了，当时的法国总统密特朗亲自去巴黎的欧洲姑息治疗协会大会站台，那一扬手，底下坐了1700多号专业人士，直接推动了全欧洲相关立法的多米诺骨牌。 当然，能这般潇洒地放手，光有观念不行，还得有厚实的“钱包”兜底。在亚洲很多地区，老人一场大病往往能让一个中产家庭脱层皮，这种愧疚感和经济压力交织在一起，让抉择变得异常沉重。但看看法国和瑞典，高福利体系编织的网不仅密而且韧。 法国的退休金足以覆盖日常，医保大包大揽了住院费；丹麦的护理体系更是直接服务上门，儿女不需要请假守在病床前。 这种制度设计直接切断了“久病床前无孝子”的经济导火索，德国那种从娃娃抓起的独立教育，更是让这层关系变得清爽：子女成年后各自飞，父母老了也不把治病的账单寄给下一代。 既然社会给兜了底，不论是找心理医生聊聊恐惧，还是请志愿者来安排身后事，老人都能根据自己的意愿做主，而不需要看儿女脸色，也不必背负拖累家人的道德包袱。 最极致的体现，莫过于荷兰前首相德里斯·范·阿赫特的选择，这位曾在1977年到1982年掌舵荷兰、后来又去日本和美国当外交官的政坛硬汉，一辈子都在处理棘手的文件和谈判。 但当他在2019年遭遇脑出血后，他不仅没选择躺在床上耗日子，反而做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决定。 他和结发妻子尤金妮商量好了，两人都不想在痛苦和失能中消磨，2002年就已经生效的荷兰安乐死法案，给了他们这条路。这不是一时冲动，要有两名医生反复确认“痛苦无法忍受且无好转希望”，流程严苛得很。 93岁的范·阿赫特在处理好所有家当、和孩子们开了最后的小派对回忆往昔后，牵着妻子的手，非常有尊严地通过药物结束了生命。在2022年的荷兰，像他们这样选择联合安乐死的夫妇已经涨到了58对，而选择安乐死的人占到了总死亡人数的5.1%。 这要放在讲究集体主义和孝道的东亚文化圈，简直难以想象，在我们的文化里，谁敢拔管子，谁可能就是不孝。 但对于现在的欧洲老人来说，从容地规划终点，不把时间浪费在和必死的命运缠斗上，反而被视为一种活得通透的智慧。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安宁机构离世，他们更在意的，是在最后一刻，自己仍然是自己身体的主人。 信源： 环球网国际频道 《瑞典老人如何安度晚年》 人民网 《人民日报域外听风:人生夕阳，谁陪我走完》 澎湃新闻 《澎湃思想周报丨加拿大养老护理风波;纪念阿吉兹·阿罕默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