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蒋介石在西安脱险后，在南京下飞机，何应钦第一个上去迎接，蒋介石却冷淡的绕开他走到一位老者面前，深深的鞠了一躬。 南京明故宫机场的跑道上，北风卷着枯草屑打在人脸上，像细小的冰碴。何应钦站在迎接队伍最前头，军靴擦得锃亮，马裤上的褶皱都熨得笔直，右手半抬着，预备着搀扶的姿势——他是军政部长，这十几天南京城里最“忙碌”的人。 队伍末尾，林森缩着脖子站在一棵掉光叶子的梧桐树下，那件灰布长袍洗得发了白，左手拢在袖筒里，右手空荡荡的袖管被风吹得鼓起来，像只没扎口的布袋子。没人注意他，就像没人觉得这个平时只签字不说话的国府主席，会和“救驾”扯上关系。 专机的引擎声刚歇，何应钦已经抢出半步，脸上堆着比冬日阳光还刻意的热络。可蒋介石的皮鞋刚沾地，目光就像长了钩子，越过何应钦的肩，直直扎向树下那个不起眼的身影。 这十几天，南京城的空气比机场的风还烫。蒋介石在华清池被扣的消息传来时，何应钦的电话几乎没停过：调炮旅到潼关，派轰炸机编队待命，军政部的作战地图上，陕西地界被红笔圈了个密密麻麻。“武力营救”四个字喊得震天响，可明眼人都看得出来，那炮口对着的，是临潼的蒋介石，还是南京的权力真空？ 林森那时正坐在国府办公室里，慢条斯理地用毛笔蘸着朱砂，在一份文件上画圈。文件上写着：“凡团级以上部队调动，须经国民政府主席亲笔签批”。他没骂谁，也没拍桌子，就靠这枚“印把子”，把何应钦的火炮死死钉在了原地——没有主席签字，再响的“救驾”口号，都是“谋逆”。 飞机舷梯上的蒋介石，脸上还带着华清池的尘土。他绕过何应钦时，何应钦半抬的手僵在半空，军大衣的领口被风吹得翻起来，露出里面浆挺的白衬衫。那一秒，整个机场的人都听见了自己的心跳，比飞机引擎还响。 林森终于动了动，从袖筒里抽出左手，掸了掸长袍下摆的土。蒋介石在他面前站定，腰弯下去的弧度，像被风吹折的芦苇——近乎九十度。“辛苦了。”三个字从喉咙里滚出来，带着临潼的寒气。 后来有人说，这鞠躬是敬老，林森是国民党元老，论资历蒋介石得叫他“前辈”。可那年头，南京城里最不缺的就是“前辈”，何应钦的军功、宋子文的财权，哪个不比一件旧长袍管用？ “他这戏是做给旁人看的。”回去的车上，林森对秘书说，指尖摩挲着冰凉的袖管接口——他早年在海外参加革命时丢了右臂。可哪有什么戏？何应钦办公桌上的调兵电报，后来被蒋介石翻出来时，墨迹都还没干透；林森那份签批文件的存根，现在还锁在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的铁柜里。 何应钦后来还是军政部长，只是桌上的红头文件越来越薄，能直接调动的部队，被一点点拆到了陈诚、顾祝同手里。倒是林森，依旧每天穿着旧长袍上班，国府大院里的派系斗得头破血流，他的办公室永远飘着淡淡的墨香，谁也别想拉他站队。 1943年林森出殡那天，南京又刮起了和1936年一样的寒风。送葬的队伍里，蒋介石走在最前面，手里的拐杖头磕在青石板路上，“笃笃”地响。有人问，如果那年冬天林森没卡住何应钦的炮旅，西安事变成了“西安战死”，南京的天会不会塌？ 历史没有如果。 只有那天机场的风，和七年后葬礼上的风，一样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