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10日，国民党中将文强，被解放军战士俘虏送到俘虏营时，正是开晚饭的

1949年1月10日，国民党中将文强，被解放军战士俘虏送到俘虏营时，正是开晚饭的时候，一个被俘军官小声对文强说：“前面站的参谋让我告诉你，你叫李明，是上尉书记官。” 文强的脚像灌了铅，站在队伍里没动。他捏着灰扑扑的俘虏服衣角，指节泛白——这布料粗糙得磨皮肤，和他过去常穿的中将呢子制服比，简直是天上地下。“李明”？这两个字在齿间打转，像吞了颗没熟的柿子，又涩又硌。他想起黄埔四期的毕业证书，校长题的“文强”二字笔力遒劲，怎么现在倒要别人给起个陌生名字？ 夜里躺在稻草堆上，他盯着屋顶的破洞看。月光漏下来，正好照在胸口，那里贴身藏着张全家福。他摸了摸照片边角，磨得发白的地方是妻子抱着孩子的笑脸。离家那年，妻子给他整理行李，低声说：“你要是心里还有家，就别干糊涂事。”当时他觉得妇人之仁，现在稻草扎得背疼，才明白那话像根针，早扎进了心里。 领早饭时，木勺刮过搪瓷盆的“刺啦”声让他皱眉。稀饭清得能映出头顶的旧军帽，窝窝头硬得能当石头。“长官，您去年徐州阅兵给我发的奖章，我还收在贴身荷包里！”一个小兵凑过来，眼睛亮得像有光。文强手一抖，稀饭洒在裤腿上，洇出一小片湿痕。他赶紧把脸埋进碗里，假装喝粥，耳朵却红透了——这声“长官”，比“李明”更让他心慌。 几天后指导员让识字的写家信，文强迟疑着举手。破桌子上的毛笔秃了尖，他蘸墨时手腕发晃，写下“李明”二字，笔尖却在“明”字最后一笔戳穿了纸。“李文书这字有风骨啊，不像我们这些泥腿子瞎画！”旁边俘虏凑过来看，啧啧有声。他猛地把笔扔在桌上——谁见过上尉书记官能写出黄埔军校的校训体？假名像件小了两号的衣服，早被字迹撕开了口子。 开改造大会那天，指导员说“知错就改还是好同志”，文强坐在最后一排，后背的汗把衬衫黏在稻草上。他突然站起来，声音比自己想象的稳：“报告，我不是李明，我是国民党中将文强。”全场安静得能听见窗外麻雀叫，他反而松了口气——捏了半个月的衣角终于放平，像卸下了压在胸口的石头。 后来他常想，若当时真把“李明”当护身符，或许能少挨些批评？可夜里摸全家福时，妻子的笑眼总在问：你当年读的“士不可以不弘毅”，就是教人当缩头乌龟？私塾先生的戒尺、黄埔校长的训话，这些刻在骨子里的东西，比中将肩章更难卸下。他曾以为“革命”就是打胜仗，蹲在俘虏营的稻草堆上才明白，真正的“弘毅”，是敢承认自己走错了路。 从那天起，他帮着整理战俘材料，钢笔尖磨秃了三根。1975年特赦拿到身份证，“文强”两个字烫得手心发热——这不是恢复身份，是找回了弄丢的自己。去政协文史委上班那天，他穿件蓝布中山装，扣子扣得整整齐齐，像刚入黄埔时那样。 前几年回老家，老街坊拉着他说“文将军当年要是……”他摆摆手，晒得黝黑的脸上笑出皱纹：“别叫将军，我现在就是个写材料的。”风吹过巷口的老槐树，叶子沙沙响，他突然想起俘虏营那个漏月光的破洞——原来人这一辈子，最难的不是打赢多少仗，是敢在黑夜里把自己摊开，让光把影子照得清清楚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