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一名伪军师长派人送给粟裕一把伞，粟裕疑惑地打开伞一看，里面竟藏了一张纸，纸上的内容让粟裕吓出冷汗，他立即下令：“全军集合！” 粟裕作为新四军高级指挥员，早年参与革命活动，从南昌起义到长征时期积累作战经验。抗日战争中，他负责华中地区领导工作，组织部队在苏中根据地开展游击作战。施亚夫则在1920年代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打入汪伪政权内部，表面担任伪军师长，实际从事情报收集。两人背景不同，却在抗战中形成情报合作关系。这种合作源于地下党组织的安排，确保信息流通。 南坎会议于1942年11月在江苏省如皋县召开，新四军领导讨论对日伪清乡行动的应对策略。会议涉及分区调整和作战部署，参加者包括多位军区负责人。日军通过技术手段截获无线电信号，掌握会议内容和返回路线。同时，情报显示新四军内部存在日方奸细，提供实时动态。施亚夫在伪军会议中获知这些情况，决定通报新四军方面。 施亚夫选择伞作为情报载体，因为其常见不易引起怀疑。他在纸条上记录日军伏击计划和新四军内部奸细存在的事实。传令兵携带伞绕道抵达新四军驻地。粟裕收到后查看纸条，获知情报后下达集合命令。部队调整返回路径，分散转移并更换通讯方式。这种调整基于情报的及时性，避免了日军设伏。 日军按原情报在预定路线部署兵力，包括步兵和炮兵，进行多日搜捕。新四军通过改道成功脱离包围范围。内部排查工作随之展开，重点检查通信岗位。一个月内，新四军抓获两名潜伏奸细，强化了保密措施。施亚夫的行动直接影响了华中战局的稳定。 施亚夫继续在伪军体系内活动，提供更多敌方动向信息。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脱离伪政权，参与地方工作。粟裕在后续战争中指挥多项战役，贡献于解放事业。情报事件突显了地下工作的作用，推动了抗日力量的坚持。 历史资料显示，这种情报传递方式在敌后环境中常见，避免直接接触风险。施亚夫的贡献源于长期潜伏积累的情报网络。新四军在1942年后加强了无线电管理和人员审查，减少类似泄密事件发生。整个过程体现了抗战时期情报战的复杂性。 日伪势力在华中地区推行清乡政策，旨在摧毁新四军根据地。南坎会议的泄露源于技术监听和内部渗透。施亚夫利用职位优势，截获日军电报，确认情报准确性。他的通报确保了新四军领导层的安全转移，避免了重大损失。 战后回忆录中，粟裕提及情报的重要性，强调辨识盟友的必要。施亚夫低调生活，未追求个人荣誉。他的经历代表了众多地下工作者的贡献，推动了抗战胜利。历史研究基于军史资料，确认事件的真实性。 抗日战争中，类似情报事件多次发生，影响战场格局。新四军通过这些信息调整策略，维持根据地发展。施亚夫的角色展示了双重身份的挑战与价值。整个事件成为情报史上的案例，供后人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