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话没毛病，但是特权和官僚资本私利之上的两极分化更是绝对不是社会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理论的社会主义本质上的特征是追求民族复兴，人民凝聚，独立自主，共同富裕，扫除一切危害国家与人民的浊虫，包括贪官污吏，特权官僚，汉奸卖国贼以及一切与人民利益相悖的黑恶与阴暗。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天，天津地委的办公室里，刘青山、张子善正对着账本上的171亿多元旧币窃喜——这些盗用的公款，即将变成他们倒卖物资、盘剥民工的筹码。 千里之外的中南海，毛主席摩挲着七届二中全会“两个务必”的手稿，眉头紧锁。这位刚带领人民建立新中国的领袖，早已预见和平环境下的糖衣炮弹，只是没想到，倒下的会是这两位历经长征考验的老党员。 当案情上报中央，有人在会议上叹息“他们是有功之臣，能否给条活路”，会议室的空气瞬间凝固。 求情的声音不止一处，甚至有老干部带着战争年代的合影来见毛主席，照片里的刘青山还穿着补丁军装，胸前挂着战斗勋章。 毛主席指着照片上的勋章，声音沙哑却坚定：“功是功，过是过，共产党的纪律不是橡皮筋。” 1952年2月，两声枪响后，天津街头的百姓举着“拥护严惩贪官”的标语，这一枪，不仅打掉了腐败分子，更打醒了所有以为“革命成功就可享福”的干部。 有人说，那是百废待兴的特殊时期，反腐是形势所迫，和平年代不必如此严厉。 可翻开党史，早在井冈山的茅屋里，红军刚站稳脚跟，毛主席就立下铁规矩：贪污公款5块大洋以上，从严处置。 有个司务长买猪不给钱，仗着职务之便侵占群众利益，查实后直接被枪决。在毛主席眼里，损害百姓利益的行为，比敌人的子弹更可怕，不除不足以平民愤、正风气。 中央苏区时期，叶坪村苏维埃主席谢步升，出身贫苦却忘了本，走私贩私、欺男霸女，把权力当成谋私的工具。 有人觉得他是老革命，想从轻发落，毛主席得知后拍案而起：“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这句话掷地有声，谢步升最终被执行枪决，成为苏区反腐的第一个典型。 随后出台的《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训令更是明确：贪污500元以上者，判处死刑。瑞金县会计科长唐达仁贪污2000多大洋，照样难逃极刑，连监管不力的县苏维埃主席也被警告处分——这不是杀鸡儆猴，是纪律本身就在那里。 延安时期的黄克功案，更像是对“功过”二字的注解。他是参加过井冈山斗争和长征的老红军，身经百战、战功赫赫，却因恋爱纠纷枪杀女青年刘茜。 有人为他求情，说他是难得的将才，可毛主席坚决不同意：“共产党必须功过分明，赏罚严明，功不抵过！”最终，黄克功被公开处决，用生命印证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难道和平时期就该对腐败手软吗？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共同富裕，而腐败正是共同富裕的拦路虎——特权阶层一旦形成，人民凝聚从何谈起？独立自主的国家，岂能容忍蛀虫掏空根基？ 从江西到延安，从西柏坡到北京，毛主席桌上的台灯换了又换，但那本泛黄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始终压在案头。正是这种对纪律的坚守，让刚进城的解放军战士宁愿睡在街上也不扰民，让老百姓相信“这个党和以前的不一样”；正是这种“割脑袋”的决心，让新中国在成立初期就筑起了反腐的高墙，为后来的建设赢得了最宝贵的民心资本。 对家人的严格，更像是这种信念的延伸。毛岸英主动请缨去朝鲜战场，和战士们啃冻土豆时，身上穿的还是父亲穿过的旧棉衣；李讷挤公交上学，同学直到毕业都不知道她的身份。 毛主席的衣柜里，补丁摞补丁的衣服能开个“展览”，可他给工作人员定的规矩却铁面无私：“我的稿费是党和人民给的，一分都不能私用。” 那两声处决刘青山、张子善的枪响，震慑了几十年的官场；而毛主席一生“与浊虫为敌”的坚持，早已把“公平正义”刻进了社会主义的基因里。 如今再看那些带补丁的衣服，和他拍案而起时溅出的茶水，忽然明白——这位领袖所追求的民族复兴，从来不是少数人的特权盛宴，而是每个人都能挺直腰杆的共同富裕。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特权与腐败，更永远不能与社会主义共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