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三十一年，日军在村子里扫荡，男人把春妮塞进地窖后却一去不复返。后来村里人议论：“春妮那丫头，心硬得很，男人没了都没见她哭过。” 那天，春妮从地窖里爬出来时，阳光刺得她睁不开眼。空气里有烧焦的木头味，还有一股淡淡的、她不敢细想的腥气。 婆婆瘫坐在院子里哭，一声声喊着儿子的名字，春妮转身冲进塌了半边的灶房。 灰烬还温着，刨开时烫手。指甲缝里塞满了黑灰，她顾不得疼，继续往下扒。坛子露出来时裂了条缝，腌菜的酸霉味混着烟灰冲进鼻腔，是半坛去年秋天的萝卜缨子，已经长了层白毛。 她紧紧抱住坛子，像是抱着刚出生的孩子。 婆婆踉跄着追进来：“妮啊，人都没了，咱们逃吧……” “逃哪儿去？”春妮的声音出奇地平静，“人没了，粮还在，就能活。” 她把坛子小心放在墙根下，开始满村转悠。东家院里捡到半把生虫的杂合面，西家井边捞起一个漂着的破瓦罐。 路过村口的老槐树时，她顿了顿，树上原来贴着红纸的地方，现在只剩下焦黑的痕迹。 七天前，她那名义上的小丈夫就是在这儿被拉走的，走前回头看了她一眼，什么也没说。 春妮抱着捡来的东西往回走。路过弹坑时，她蹲下身抓了把土，还成，能种东西。 “种南瓜，”她对哭得快要晕厥的婆婆说，“南瓜命硬，能活。” 她真的在弹坑边撒下了种子。又从废墟里翻出些破布条、烂草绳，坐在月光下编草鞋。第一双编得歪歪扭扭，第二双就像样多了。天刚亮，她就揣着两双鞋往镇上走。 二十里路，她歇了六回。守城兵看她瘦得像根芦柴，挥挥手就放行了。鞋换了小半包粗盐，她用破布裹了又裹，揣进怀里最贴身处。 回来路上实在忍不住，偷偷舔了舔盐袋子外沾的咸味，那股咸沿着舌尖一直烧到胃里，她才想起，自己已经三天没吃过一口有滋味的东西。 婆婆的眼睛是第二年哭瞎的。春妮成了这个家的眼睛，也成了手和脚。 她学会了在月光下编鞋，因为白天要种地、拾柴、挖野菜。南瓜藤爬满弹坑时，她摘了第一个瓜，煮了一锅稀糊。婆婆喝了两口，忽然说：“要是他还在……” 春妮没接话。她想起七岁刚被卖来时，那个同样瘦小的男孩偷偷塞给她一块烤红薯。红薯烫手，她两只手倒来倒去，他就在旁边笑。 最后一次见面，他把她推进地窖时手在抖：“别出声，等我回来。” 再没回来。 战争结束那年，村里立了碑。春妮去看了，密密麻麻的名字里找到那个熟悉的，刻在不起眼的角落。她站了一会儿，从怀里掏出半个窝头，早上刚蒸的，还温着轻轻放在碑座下。 后来村里老人有时会议论：“春妮那丫头，心硬得很，男人没了都没见她哭过。” 他们不知道，她第一次用腌菜换来种子时，手抖得差点把坛子摔了；不知道每回编鞋，她总把最结实的留给婆婆穿；不知道夜里听见野狗叫，她会摸到门后，握着剪子坐到天亮。 春妮老了之后，常去碑前坐坐。有时带个窝头，有时什么都不带，就静静坐着。没人问过她祭奠的是谁，是那个早夭的丈夫，是自己被碾碎的童年，还是那些和腌菜、草鞋、南瓜藤纠缠在一起的，喘不过气的岁月。 历史书里写满了冲锋的号角和英雄的名字。而在这片土地的褶皱深处，无数个春妮正佝偻着腰，从灰烬里扒出半坛发霉的腌菜，在弹坑边种下能结瓜的种子。 她们不懂什么主义，也不喊什么口号，只是用裂口的手攥紧每一粒能吃的粮食，践行着最古老、也最坚韧的誓言： 人没了，粮还在，就能活。 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让另一口气也续上。这或许不是英勇，却是生命面对毁灭时，最沉默也最震耳欲聋的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