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问俄罗斯为什么几乎没有黑人？俄罗斯人民回答称：我们国家拒绝任何一个黑人，这不是种族歧视，而是60年前黑人留给我们的阴影！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冷战的铁幕重重落下，但莫斯科却为非洲大陆打开了一扇特别的窗。 当时的领导人赫鲁晓夫决心在全球舞台上与美国争夺影响力，而刚刚掀起独立浪潮的非洲国家，成了双方博弈的新棋盘。 美国的策略是金元与基建，苏联则想出了一条“智力输出”的路径：把非洲未来的精英请到苏联来，用社会主义的课本培养他们。 于是，一所以刚果民族英雄帕特里斯·卢蒙巴命名的“人民友谊大学”在莫斯科拔地而起，它的使命就是成为第三世界，特别是非洲青年的摇篮。 苏联人这次是真下了血本，来自非洲的年轻人不仅学费全免，每月还能领到90卢布左右的补助，这笔钱什么概念？当时一个苏联熟练工人的月工资也就这个数。 他们住在条件更好的宿舍，伙食标准更高，甚至还能凭特殊外汇券，出入普通苏联市民望尘莫及的“小白桦”外宾商店，购买进口的紧俏商品。 这种“超国民待遇”，从一开始就在平静的苏联社会水面下，埋下了不平衡的因子。 你可以想象，当一个普通的莫斯科工人家庭，看到这些外国学生抽着万宝路，悠闲地逛着他们无法进入的商店时，心里会是什么滋味，友谊的初衷，在现实的落差面前，变得有些微妙。 问题很快超越了单纯的嫉妒，蔓延到了文化和生活的深层冲突，苏联社会当时相对保守，性是一个禁忌话题，公共场合的穿着举止都有不成文的规矩。 但一些非洲留学生带来的却是截然不同的生活习性，有记录显示，个别马里学生曾穿着内衣在校园里走动；酗酒问题迅速蔓延，伏特加成了共同的“语言”，也成了麻烦的催化剂。 最刺痛苏联人神经的，是部分留学生与苏联女性的关系，一些留学生利用手中的外汇和商品特权作为吸引，而一些苏联女性也对他们产生了兴趣。 这不仅触犯了社会风气，更引起了克格勃的警觉，他们担心其中混有西方间谍，开始秘密干预这种交往。 摩擦从暗流变成了明火，1960年，在莫斯科国立大学的一场舞会上，一名非洲留学生邀请苏联姑娘跳舞被拒，竟朝对方脸上吐口水，结果被一群苏联青年痛揍。 这类冲突越来越多，双方的怨气都越积越深，在苏联普通人看来，这些客人享受着优渥待遇却不守规矩，甚至趾高气昂，而在部分留学生看来，苏联人表面友好，骨子里却充满歧视和傲慢，脆弱的“友谊”纽带，已经绷到了极限。 1963年12月莫斯科郊外的一起死亡事件，成了点燃所有矛盾的导火索，一名加纳籍医学生阿萨雷·阿多被发现身亡。 留学生社群中立刻传言这是种族谋杀，尽管有目击者称其生前曾醉酒骚扰妇女，官方调查也称其死于醉酒后的低温症。 猜疑和长期积压的愤怒瞬间爆发，数百名非洲留学生举着标语，高喊“莫斯科是第二个阿拉巴马”（指当时美国种族歧视严重的地区），在神圣的红场集会示威，甚至围攻了本国使馆。 红场事件成了一个转折点，对内对外都是如此，对苏联当局而言，这无疑是一记响亮的耳光。 他们本想向世界展示一个没有种族隔阂的社会主义天堂，吸引非洲新兴国家，结果却在全球媒体的注视下，上演了“国际主义友谊”的破裂戏码。 这场闹剧被西方媒体大肆渲染，苏联的软实力输出遭到了重创，更深刻的影响在于苏联社会内部，普通民众与非洲留学生群体之间的信任被彻底撕裂，那个冬天之后，一切都不一样了。 所以，当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为什么俄罗斯几乎没有黑人？答案是一连串历史因果的串联。 直接原因是极其严苛的移民政策，俄罗斯的移民审核堪称铜墙铁壁，对身份背景、专业技能、俄语水平、收入乃至犯罪记录审查细致入微。 对于习惯通过难民或非正规渠道移民的群体而言，这条路基本被封死，非法入境者面临的将是罚款、监禁和毫不留情的驱逐，俄罗斯更青睐的是来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文化相近、有俄语基础的移民。 但政策的背后，是深刻的社会心态，这种心态源于60年前那场失败的实验——当“无偿的慷慨”未能换来感激与认同，反而引发冲突、犯罪和外交尴尬时，一种深刻的教训感便形成了。 今天在俄罗斯，大约只有4万到7万非洲裔或混血人口，相对于1.44亿的总人口，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他们的生活远非轻松，需要面对从出租车拒载到日常被审视的目光等各种琐碎却真切的歧视。 一些非洲人甚至成为诈骗的受害者，被虚假的工作或教育承诺骗到俄罗斯，最终陷入非法滞留、被剥削的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