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问俄罗斯为什么几乎没有黑人？俄罗斯人民回答称：我们国家拒绝任何一个黑人，这不是种族歧视，而是60年前黑人留给我们的阴影！ 在今天的莫斯科和其他俄罗斯城市，非洲裔移民申请工作或居留，仍然会遇到相对严格的门槛。 乍一看，这似乎是种族偏见，但如果追溯历史背景，就能发现它与上世纪六十年代苏联的政策选择密切相关——那是一段留下深刻社会印记的历史。 六十多年前，苏联为了在新独立的非洲国家争取政治支持，采取了大规模的人才引进计划。 1960年代初，帕特里斯·卢蒙巴人民友谊大学在莫斯科成立，专门招收非洲学生，当时的政策让这些学生享受优于本土学生的待遇：每个月约90卢布的生活补贴，比当时一名苏联工人60卢布的月薪还高。 住宿条件宽敞，实验室设备先进；机票也免费提供，这在苏联物质相对紧张的时期，是非常明显的优待。 这些待遇一方面吸引了大量非洲青年，短短几年间，校园里的非洲面孔从几十人增加到数千人，但另一方面也引发了本地民众的不满。 普通工人和学生，看着这些外国学生拿着更高的补贴、出入高档场所，难免心生怨气，经济上的差距很快演变为社会心理上的隔阂。 这种隔阂在私人生活中表现得更明显，战后苏联人口结构失衡，女性明显多于男性，在这种情况下，年轻、外表光鲜、性格开朗的非洲学生自然成为社交关注的中心。 部分学生在校园内外与本地女性建立关系，但由于文化差异以及留学生身份流动性，一些孩子在出生后无人照料，成为孤儿或混血儿童。 这些孩子在苏联社会中很容易被边缘化，也让普通民众觉得本民族尊严受到冲击，积怨在1963年达到顶点。 当年冬天，加纳学生埃德蒙·阿萨雷·阿多在莫斯科意外死亡，官方调查显示这是醉酒后冻死的意外，但在留学生群体中，质疑声很大。 超过五百名学生聚集在红场，举着写有“莫斯科歧视黑人”等标语，甚至冲向非洲使馆提出抗议，这种公开示威在当时的苏联非常罕见，引发了广泛关注。 几个月后，民族宫的一次舞会因为门票纠纷，也演变成留学生和安保人员之间的冲突，规模虽不如红场事件，但进一步加剧了民众对外来学生的警惕。 面对这些问题，苏联政府采取了收紧政策：限制非洲学生入学名额，取消部分优厚待遇，并开始对轻微违规行为进行遣返。 这一系列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社会秩序，但也让非洲留学生群体，在苏联内部被打上了“特权外来者”的标签。 这种政策惯性影响深远，延续至今，今天的俄罗斯，对非洲移民和其他外来群体的严格审核，既包括学历、工作经验、收入水平，还涉及无犯罪记录和语言能力。 非洲籍在外籍劳工中占比不到5%，普通人很难通过常规途径获得合法居留或长期就业，老一辈人把过去的经历形成了一种心理模式：对外来群体保持谨慎与距离，可以避免社会冲突和不确定性。 因此，现今俄罗斯社会中对非洲移民的谨慎态度，更多是一种历史经验的延伸，而非简单的偏见。 它源自过去资源倾斜和文化摩擦造成的社会紧张，以及当时政策调整的直接后果，曾经的“友谊实验”让政府和民众明白。 盲目提供特权和超额福利，并不保证尊重与融入，只有通过制度化的规则和明确的界限，才能维持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 这种警惕并非单纯针对个体，而是对历史经验的一种集体反应，它提醒人们，在跨文化交流和移民政策中，经济利益、社会规范和文化差异都必须考虑，不能只靠好意或者表面友好就期望达到理想的社会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