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钟伟被人装进麻袋，丢进江水中，他拼命挣扎。挣脱上岸后他打了一个电话：“我是钟伟，现在还活着！” 1967 年的那个深夜，一通电话打出去，把接电话的人吓得脊背发凉，电话那头传来的，是一个本该已经“没了”的声音。 打电话的人叫钟伟，他不是来闲聊的，而是刚刚从鬼门关爬回来，就在不久前，他遭遇了一次近乎荒唐却极其致命的“处理”：被人塞进麻袋，扎紧袋口，像扔废物一样，直接丢进冰冷的水里。 正常情况下，这种下场基本没有活路，麻袋进水，人动不了，很快就会沉底，再无声息，但钟伟偏偏活了下来，而且还活得理直气壮，这通电话，就是他给这个世界的回应：我没死。 对钟伟来说，这不是运气好那么简单，而是他骨子里那股从不服软的劲头又一次救了他。 要是把他几十年的人生摊开来看，就会发现，1967 年这次“沉水”，不过是他一辈子硬扛到底的一个片段。 那天夜里，不管是在巢湖还是永定河，水都是一样的冷，麻袋被扔下去的一刻，结局本该已经写好，水漫上来，黑暗、腥味、淤泥味一股脑往鼻子里钻，换成别人，早就慌了、乱了。 可钟伟不一样。那时候他五六十岁，正当壮年，却被绑得死死的，水一灌进来，胸口像被重锤砸着，但他硬是逼自己冷静下来。 几十年打仗不是白打的，这种要命的时候，他反而稳住了。 关于他怎么逃出来的，说法不止一个，有一种说法是，他在混乱中摸到了鞋底藏着的小刀片，那一刻，这点不起眼的东西成了救命的家伙，也有人说，他根本没靠工具，就是靠一股狠劲，用手抠、用牙咬，把麻袋和绳子一点点撕开。 不管是哪种，结果只有一个：麻袋破了。 他拼尽力气往上蹬水，终于冲出水面，夜里芦苇摇晃，风吹得沙沙响，那是他重新听到的世界的声音，他拖着一只没了鞋的脚，浑身湿透，爬上泥泞的岸边。 可他没有躲起来保命，也没有连夜逃走，相反，他第一反应是找电话，工厂值班室也好，单位门房也罢，只要能打电话就行，他向看门的人亮明身份，说自己是解放军，然后拨通了那个号码。 电话接通，他只说了一句话：“我是钟伟，我还活着。” 紧接着，又补了一句让人倒吸一口凉气的话：“来抓我啊。” 这已经不是报平安了，而是直接摊牌，在那个人人都恨不得把自己藏起来的年代，他刚死里逃生，就主动站到明面上，他不是没想过危险，只是压根不在乎。 这种性格，其实早就刻在他身上了，钟伟这辈子最大的特点，就是不顺从，这在战争年代让他成了狠角色，在和平年代却让他显得特别刺眼。 1947 年东北战场就是个典型例子，当时在靠山屯，他接到的命令只是“牵制敌人”，按规矩，拖一拖就行，别出头，但钟伟一看局势，马上意识到这是个能全歼敌人的机会。 是老老实实执行命令，还是冒着抗命的风险狠狠干一仗？大多数人会选前者，可他选了后者，钟伟嫌“牵制”太憋屈，直接调转部队，把原本的配合任务，打成了一场彻底的歼灭战。 这等于是在告诉上级：只要能赢仗，命令也可以改，结果呢？不仅没挨罚，反而立了功，这种事在军中极少见，也让“钟伟敢打”成了共识。 但同样的脾气，到了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就成了祸根，那场会议上，很多人选择沉默或者随声附和。只有钟伟，看不下去，也忍不了。 钟伟不管风向，不想后果，只认一个理：该说实话就得说。 钟伟当场站出来反驳，和人正面顶上，结果很快就来了：从前线名将调到地方闲职，这种落差，足以压垮不少人。 但钟伟一句怨言都没有，在安徽一待就是八年，直到1967年，那只麻袋差点要了他的命。 可江水也泡不软他，后来不管是在被隔离的日子里，还是回老家，或者再回北京，他始终活得极其干净利落。 有一次，年轻警卫看他打拳，小心翼翼问：“首长，有人说您会叛变……”钟伟停下来，淡淡回了一句：“我要是真想叛变，早在国民党那边当大官了，还用等现在？” 这话狂，但有底气。他的选择不是没退路，而是根本不屑走别的路。 平反之后，有人要给他补发工资，他拒绝了，说钱留给更需要的人，孩子都能自己过日子，家里的电视，在他眼里都是多余的，临终前还交代要当党费上交。 对家人，他更是严格得近乎无情，儿子、孙子，谁也没靠过他的身份，孙子想让他帮忙找工作，被他一句“有手有脚，回农村干活”顶了回去。直到今天，后代依旧过着普通人的日子。 他一生留下的东西不多，只有一个抗战时期缴获的旧木箱，里面没有钱，只有旧军装和老照片。 1984年，73岁的钟伟在北京走完了一生，他不要追悼会，也不要墓碑，只让人把骨灰撒在平江起义的地方。 再回头看1967年那个夜晚，他从麻袋里挣出来，抓住电话说话的时候，抓住的其实不是求救，而是他那口不肯咽下去的气。 就像他后来轻描淡写说的那样：“我命硬，阎王爷不收。” 真正让阎王不敢收的，也许不是他的命，而是他那颗哪怕沉到水底，也绝不随波低头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