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祖上可光明了，谁能想到，到了他这一代，竟然当了土匪。 这种从云端跌进泥沼的人生，放在哪个年代都够让人唏嘘的。 李润之的父亲李国宝是清末云南土司，靠着世袭职位和冶铁工厂攒下家业，到他接手时已是当地数一数二的豪强。 本来想沿着父亲的路当个安稳土司，可民国的世道不允许。 龙云主政云南时给他封了个少将头衔，这让他觉得光靠家族声望还不够，得有自己的势力。 1949年解放军入滇，他看到机会，打着投诚旗号收缴了新平县政府的武器，转头就成立联防大队，把队伍拉回了老家大平掌村。 这种投机手段在当时的地方势力里不算新鲜，但他错估了革命政权的洞察力。 1949年8月，国民党特务莫焕章找上门，许以反共第三纵队番号，他没怎么犹豫就答应了。 10月还在《中国日报》发了效忠声明，把联防大队改成反共自卫军。 那会儿云南刚解放，边纵队忙着扩军，基层情报确实跟不上，才让他钻了空子。 可这种脚踏两条船的把戏，注定长久不了。 1950年春天，他带着人马偷袭滇中独立团一营，二十多个战士没来得及反应就牺牲了。 此后更是在哀牢山区横征暴敛，冶铁工厂成了造武器的作坊，鸦片贸易成了军费来源。 当地百姓既要交粮又要出人，稍有反抗就烧房子。 搞不清他是真信国民党能回来，还是纯粹享受这种生杀予夺的权力，反正手里的枪杆子让他彻底忘了祖宗的家训。 解放军西南剿匪部队开进云南时，他把大平掌村修成了堡垒。 村子建在山坳里，四周是悬崖，只有一条路能上去。 32团和33团围着山头打了半个月，最后还是靠当地老乡带路绕到背后，才炸开寨门。 那会儿他还躲在密室里发电报求援，可惜国民党残部早就自身难保。 1951年3月公审那天，新平县万人空巷，站在前排的老人多半是被他抢过粮食的，后排的年轻人不少是解放军的支持者，两种情绪混在一起，倒比戏台还热闹。 翻家谱的话，李润之的祖上能追溯到西凉君主李暠，唐朝八位宰相、李靖这些名人都算他家亲戚。 明朝初年，一支族人被派到云南当土司，从此在滇中扎了根。 父亲李国宝接手土司位后，不光种鸦片，还从四川请来技师办冶铁厂，那会儿滇西的马帮都知道，大平掌的铁锅质量比官办工厂还好。 这种家业传到李润之手里，本该往实业上走，偏偏他迷上了枪杆子。 其实他心里一直有点身份焦虑。 当土司时总觉得不如军官体面，被龙云提拔成少将后，天天把军衔挂在嘴边。 后来投靠国民党，也是看中反共自卫军的编制能让他名正言顺地扩充势力。 这种对头衔的执念，跟同时期梁启超家族的选择完全不同，人家搞维新办教育，他却把家族声望当成了投机的筹码。 如此看来，李润之的覆灭根本不是偶然。 在那个政权更迭的年代，地方势力要么顺应潮流要么被淘汰，他却想靠小聪明左右逢源。 冶铁厂的烟囱还没凉透，就把枪口对准了曾经接纳他的革命政权，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就算没有解放军围剿，早晚也得被自己人吞掉。 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讽刺，陇西李氏用千年才攒下的荣光，被他十年就败了个干净。 现在去大平掌村，只有冶铁厂的残炉还立在那儿，村里老人讲起这段往事，都说他要是安安分分做个实业家，说不定能成云南的民族资本家。 可惜啊，权力这东西，一旦沾上就很难放手了。 毫无疑问，李润之的故事不光是个人悲剧，更透着传统士族在近代转型期的迷茫。 那些曾经靠血缘和声望立足的阶层，在革命浪潮面前要么转型要么消亡，他选了最笨的一条路用暴力对抗时代。 这种选择，放在任何一个大变革的年代，结局恐怕都差不多。 如今再看这段历史，最该记住的不是他的匪首身份，而是欲望如何扭曲人性。 从土司少爷到少将再到匪首，每一步选择都让他离家族荣光更远，直到把自己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这大概就是老话讲的，德不配位，必有灾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