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判刑13年至死未平反，10万人送行墓前立百碑，百姓说不能忘了他。 提起兰考，人们首先想到焦裕禄，但在当地那片深厚的黄土地里，还埋着另一段甚至更显沉重与传奇的记忆，如果你走进那片墓园，会被一种罕见的景象震撼：不是统一规划的豪华陵寝，而是杂乱地立着一百多块石碑。 这些碑，没有一块是官方立的，全出自甚至连名字都凑不齐的老百姓之手。碑下睡着的老人叫张钦礼，一个至死都没有保留党籍和公职的“犯人”。 上世纪六十年代，那时候的干部，配车是身份和权力的铁证，更是一道将“官”与“民”隔开的屏障，1968年，张钦礼升任相关职位，组织给配了一辆吉普车。 在旁人眼里这是威风，在他眼里这是负担，他开着车下乡，隔着玻璃窗看窗外的黄沙漫天，看面黄肌瘦的乡亲，心里堵得慌，他有一套独特的算账逻辑：这铁皮壳子只要不动，就是在糟蹋钱，而老百姓正等着那口救命粮。 于是，这位可以说是最“败家”的干部，转身就找人把那辆让人艳羡的吉普车卖了八千块，这一大笔钱，连个响声都没听见，转身就全部分给了最穷的生产队买粮。 过了两年，坐骑升级成了价值三万的华沙轿车，他不仅重演了“卖车换粮”的戏码，甚至把自己压箱底攒了一辈子的一万五千元私房钱全搭了进去。 在他看来，那堆在院角渐渐生锈的破自行车，远比轿车好用，车轮子在土里滚，人才能听见地里的实话，那一辆辆被骑废的自行车，实际上是他作为考城县县长时期，用双脚丈量两百多个村庄画出的“活地图”。 他和焦裕禄，就像这片盐碱地上长出的两棵硬树，两人第一次碰面，张钦礼没讲虚头巴脑的客套，直接把焦裕禄拉到了风沙肆虐的东坝头。 在那场著名的张君墓镇风沙暴里，两人躲在土窑洞里避难，外头黄沙封门，焦裕禄发誓治不好沙对不起百姓，张钦礼就一句承诺：“您指哪儿，我就打哪儿。” 这不是场面话，是拿命在填。为了找治沙的泡桐树苗，他骑着那破车跨县去求人，脸面全然不顾；焦裕禄去世后，他顶着压力继续带着大伙挖河渠、改盐碱。七年时间，十九万亩防护林硬生生挡住了风沙，让兰考如今能产出销往全国的桐木乐器，这绿色的底色里，有一半的汗水姓张。 可1979年的那个冬天，风向变了，曾经的劳模成了阶下囚，十三年的刑期压在了他身上，在监狱的那四千多个日夜里，他静得像那口枯井。 他帮狱警理档案，帮犯人看病，唯一的执念还是兰考的树活没活，人饱没饱，女儿哭着去探监，他反倒安慰说不做亏心事，公道在人心。 等到1990年，当那个背已驼、发全白的老人走出高墙时，监狱门口站着的不是官员，而是手里提着自家蒸的馒头、地里刨的红薯的兰考老农，那一刻，几十个汉子默默流泪，一句话说不出来，只是围着他。 没有平反文件，没有退休工资，晚年的张钦礼全靠儿女接济，但他只要一回兰考，就又闲不住了。 哪家孩子上不起学，哪个学校操场烂了，那个没权没钱的糟老头子又开始四处张罗。他不避讳自己坐过牢，只说一句“群众心里有杆秤”。 在2004年5月他离世的那天，没有任何机关下发通知，也没有谁去组织动员，十万多名群众仿佛听到了某种无声的号令，从郑州一路绵延到兰考。 长达五个小时的路程里，道路被挤得水泄不通。那些拄着拐杖走不动的白发老人，那些跪在路边嚎啕痛哭的妇女，把这场葬礼变成了新中国历史上极其罕见的民意洪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