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曾经资助了一个贫困学生，那人毕业后一直杳无音讯，前些日子忽然联系了我们。那天

母亲曾经资助了一个贫困学生，那人毕业后一直杳无音讯，前些日子忽然联系了我们。那天，电话铃声响起，母亲接起电话，听到那头传来一个陌生又熟悉的声音：“阿姨，是我，您还记得我吗？”母亲先是一愣，随即脸上露出惊喜的神情，忙不迭地说道：“记得，记得，孩子，这些年你去哪了？” 母亲的旧木匣子里，总锁着一沓泛黄的信。收信人是“小宇”——十年前她结对资助的高中生。那时小宇家在山区，母亲每月从退休金里匀出三百块，一寄就是三年。 高考后小宇去了南方读大学，头年还偶尔来信，说兼职攒学费，后来渐渐没了音讯。母亲嘴上不说，却总在整理抽屉时，对着那张唯一的合影发呆——照片里的少年穿着洗得发白的校服，站在母亲身边，笑得露出两颗小虎牙。 上周三下午，阳光斜斜切过客厅地板，电话突然响了。母亲正眯着眼穿针引线，缝补我磨破的袖口，手一抖，针尖戳在指腹，沁出一点红。 “喂？”她含混地应着，没戴老花镜的眼睛凑向来电显示——陌生号码，归属地是深圳。 “阿姨，是我，您还记得我吗？”那头的声音有点闷，像蒙着层水汽，却突然撞开了母亲记忆里的某扇门。 她握着听筒的手指不自觉收紧，指节泛白，目光扫过茶几上刚泡好的菊花茶——那是她总说“等小宇来了要泡给他喝”的茶叶。“小宇？”她试探着问，尾音发颤，“你是小宇？” “嗯！阿姨，我是小宇！”少年的声音陡然亮起来，带着点哽咽，“对不起阿姨，这几年……我没敢联系您。” 母亲的眼泪“唰”地掉下来，砸在蓝布围裙上，洇出一小片深色。她顾不上擦，忙不迭地追问：“孩子，你过得好不好？是不是遇到难处了？当年怎么突然不写信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小宇的声音慢慢清晰：“大学毕业那年，我爸突然脑溢血，家里欠了债，我打三份工还债，后来创业失败两次，总觉得没脸见您——您当年说‘要堂堂正正做人’，我却混得灰头土脸，哪敢说自己是您资助过的学生？” 母亲忽然笑了，带着泪：“傻孩子，我资助你，是盼你有出路，又不是图你报答。你过得好，我就安心了。”她起身去找纸笔，老花镜滑到鼻尖，“快，把你地址给我，我给你寄点家里的腊肠，你小时候总说爱吃。” 挂了电话，母亲把写着地址的纸条小心翼翼放进木匣子，和那沓旧信并排躺着。阳光透过窗棂，照在“小宇”两个字上，像落了层暖融融的金粉。 我忽然想起，去年整理母亲衣柜时，见过她在日记本上写：“今天路过中学，看见穿校服的孩子，就想起小宇。不知道他现在在哪，有没有好好吃饭？”原来那些没说出口的牵挂，早被岁月酿成了无声的期盼。 人这一辈子，总有些善意像种子，播下去时未必指望开花结果，却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长成了能为你遮阴的树。 或许我们都该学学母亲——给别人多一点时间，也给善良多一点耐心。毕竟，不是所有的沉默，都是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