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一个妇人在一家医院去世，无人替她收尸。 过了几天，她的一个朋友看着遗体说：“你居然是这个下场！” 这名妇人叫王右家，曾是北平女子师范高材生，是1930年代在上海文化圈赫赫有名的名字。她留美归来，担任《益世报·妇女周刊》主笔，提倡男女平等，批判父权专制，还发表过多篇关于女性参政权的论述。 民国二十年代的上海，知识女性的命运常被时代洪流裹挟。 王右家的书桌抽屉里，总锁着一叠威斯康星大学的听课笔记，钢笔字迹被岁月浸得发蓝。 她与罗隆基的结合，曾被视为新派知识分子的典范——一个在政界崭露头角，一个在文坛为女性发声。 当她在民盟政纲草案上修改“文化自由”条款时，或许未料想婚姻会成为理想的第一道裂痕。 她发现丈夫与好友杨云慧的通信，字里行间的暧昧像细密的针，刺破了“新文化人”的体面。 她没有争吵，只是带着护照和一箱书离开重庆，箱子角还贴着旧金山码头的旧标签。 在伦敦的雾里，她试着给曹禺写信，描述自己对“独立”的新理解；这些信件后来成了《日出》的灵感碎片。 有人说她太决绝，那个年代的女性哪有说走就走的底气？ 可她在专栏里写道：“自由从不是别人给的，是自己挣的——哪怕要赔上所有安稳。” 1948年与茶叶商人唐季珊的婚姻，更像一场现实的试探。 她帮他打理生意，周旋于商会与洋行之间，却在发现对方另有家室后，再次选择离开。 这次她带走了年幼的孩子，箱子比上次更沉，里面多了孩子的虎头鞋和未完成的英文小说手稿。 台湾的日子像杯温吞的茶，渐渐失了味道。 她去台北女子师大应聘，校长看着她的履历皱眉：“离婚三次，如何给学生做榜样？” 走廊里传来学生的窃窃私语：“就是《日出》里的陈白露啊——” 声音很轻，却像冰锥扎进心里。 当偏头痛像潮水般淹没她时，身边连个递水的人都没有。 医院登记册上“职业”一栏的“无”字，比病历上的“心律不齐”更让人心惊。 她躺在病床上，望着窗外的榕树，突然想起在上海办女权演讲会的那个下午，阳光也是这样透过叶缝洒下来。 吕孝信在太平间看到的，是一个被岁月磨去所有棱角的老友。 她们曾在南京女子高师的操场上畅谈易卜生，说要做“娜拉式的新女性”；如今，只有冰冷的白布覆盖着曾经鲜活的理想。 吕孝信颤抖着为她整理衣襟，发现她贴身口袋里，还藏着半张泛黄的演讲会入场券。 墓碑上“人生非附庸”五个字，是她早年文章的标题。 没有子女祭扫，没有亲友凭吊，只有风穿过墓园的松柏，发出呜咽般的声响。 这个为女性争取“站直说话”权利的人，最终连一个体面的告别都没能拥有。 她的文字大多散佚在动荡年代，像风中的蒲公英。 可那些关于自由与尊严的思考，却悄悄落在了后来者的心田。 当今天的女性在职场争取平等时，是否会想起八十多年前，有个叫王右家的女子，用一生证明“人生非附庸”不是一句空话？ 她要的从不是怜悯，只是一个公平的赛场。 这个赛场，她等了一辈子，也没能等到。 但她跑过的路，照亮了后来者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