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风]1941年，被誉为“山西第一美女”的侯冬娥，被日军拖进了炮楼。那一夜，50多个鬼子像野兽一样扑向她。当她九死一生回到村里时，迎接她的不是同情，而是乡亲们的唾沫星子：“看，那个从炮楼里出来的脏婆娘！”然而，她只回了一句话，全村人当场就哑口无言了…… 在那片十里八乡的土地上，侯冬娥是公认的美人，皮肤白净身段好，勤快善良，还是村里支援抗日的妇救会主任，然而，这所有的美好在1942年的那个秋夜，都成了催命符。 当日本军队的军车打破了高庄村的平静，几十把闪着寒光的刺刀在黑暗中对着村里的姑娘们时，侯冬娥的人生被狠狠地分成了两半。 那个为了保全自己亲生女儿的伪保长郭孟娃，毫不犹豫地供出了她的名字，为了不连累更多姐妹，也或许是为了让那些未出阁的姑娘免遭毒手，她不得不从人群中站了出来，那一刻，她甚至还想着自己也是有家有孩子的人，总能比小姑娘们抗得住些。 但她低估了那座进圭村炮楼里的黑暗，被日军拖进那个冰冷窑洞的第一夜，就像是被扔进了狼群，那个叫伊藤的小队长把她当成了犒劳士兵的“奖赏”，五十多个丧失人性的野兽轮番扑向了她，而这，仅仅是长达数月炼狱生活的开始。 在被囚禁的日子里，她每天要面对几十个士兵的蹂躏，稍有反抗便是拳打脚踢，除了肉体上的折磨，她还要干着男人都吃不消的重活。 为了打掉肚子里怀上的那些侵略者的孽种，也因为没脸生下来，她只能逼着自己去搬大石头、挑满缸的水，硬生生通过过度劳累导致大出血流产，为此也落下了终身无法再生育的病根。 她曾无数次握着手里偷藏的碎瓷片想要了断自己，可日军那句“你敢死，就抓全村人陪葬”的威胁像钉子一样把她钉在了屈辱的活着上，况且，家里还有瘫痪在床的公公、瞎眼的婆婆，和那个刚满月嗷嗷待哺的小女儿，她必须活，咬碎了牙也得活。 直到一百多天后，家里人东拼西凑，借遍了亲戚凑够了150块大洋的赎金，日军才把已经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的侯冬娥用箩筐抬回了村口。 推开家门的那一刻，她才绝望地发现，自己日思夜想的小女儿，早因为无人照料活活饿死在襁褓里。 比丧女之痛更寒心的，是人心的崩塌，她是为了全村的女人顶灾去的，可当她拖着残躯回到村里，迎接她的不是感激，而是像刀子一样的唾沫星子，昔日尊称她主任的乡亲如今见了她像躲瘟神，嘴里那些难听的话——“炮楼里的脏女”、“不要脸”，比日本人的刺刀还要伤人。 最致命的一击来自她曾经深爱的丈夫，抗战胜利后，那个名为李双喜的男人终于回来了，身边却多了另一个年轻女人。 面对九死一生的妻子，他没有拥抱，只有冰冷的嫌弃：“你被日本人糟蹋过，脏了，我不能要你了。”为了保家卫国参军的丈夫，最终因为妻子的“失节”而带走了唯一的儿子，彻底抛弃了她。 没了丈夫，死了女儿，那个曾经温暖的家塌了，往后的几十年里，侯冬娥像个孤魂野鬼一样活着，为了在这个冷冰冰的村子里生存，她去井边打水，人们端着盆避之不及；她走在路上，连不懂事的孩子也学着大人的样子朝她扔石子。 有一次在井台边，面对一群长舌妇的指指点点，积压已久的她终于爆发，冲着人群喊出了那句震耳欲聋的质问：“那天鬼子要抓的是你们家闺女、你们家媳妇，是我侯冬娥替了她们！” 那以后，村里人不再当面骂了，但那种从骨子里透出的歧视像空气一样窒息着她，她后来收养过侄子，嫁过一个残疾的老光棍，试图在破窑洞里拼凑出一点家的温存，可到头来依然是孑然一身。 直到1982年，一位叫张双兵的乡村教师路过田间，看到一个跪在地上割谷子的佝偻背影，谁能想到，这个在黄土地上艰难讨生活的老太太，就是当年名震一方的“山西第一美女”。 面对张双兵长达十年的探访，她紧闭的心门终于被敲开，1992年那一天，当她说出第一句话时，整整恸哭了一个小时。 从那以后，侯冬娥成了中国大陆第一个敢站出来，实名公开控诉日军暴行的“慰安妇”幸存者，此时的她已不再是那个任人欺凌的弱女子，拖着一身病痛，她五次跟随律师团远赴日本。 那双曾经在窑洞里做针线活的手拄着拐杖，一次次艰难地爬上东京地方法院的台阶，她站在证人席上，用那带着山西乡音的嗓子向世界要一个公道。 然而，正义总是迟到得让人绝望，就在她生命的最后阶段，这跨越半个世纪的诉讼请求，依然被冷冰冰地驳回。 1994年，侯冬娥带着无尽的遗憾和那个从未等来的道歉，孤零零地走了，她这一生，挡了刺刀，救了村人，却唯独没有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 参考资料： 《为了不再沉默的历史：一位乡村教师的"慰安妇"调查》·新华网·2015年7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