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绝大多数国家禁止安乐死？不夸张的说，安乐死一旦被放开，那就是穷人的噩梦…… 联合国说，生命权是每个人最基本的人权，谁都不能随便剥夺，荷兰规定，想安乐死得满足一堆条件：得满12岁、脑子得清楚、得反复申请，还得两个医生都同意。 但2024年查出来，7%的申请流程有问题，更麻烦的是，医生本来是救人的，现在要变成“送人走”的，这角色一变，伦理就出问题了。 比如说，有个癌症晚期患者，化疗太痛苦，想安乐死，但要是三天后新药出来了，医生是不是得后悔？这种不确定性，让大部分国家都不敢轻易放开。 美国最高法院在1997年就说了，不让医生帮自杀，是为了保护医学的纯洁性，让医生永远站在病人这边，要是医生手里握着“生死开关”，万一被利益牵着走，那可就糟了。 加拿大2021年放宽安乐死条件后，穷人申请的比例蹭蹭往上涨，有些医生还暗示病人“早点安乐死能省医疗费”，这种风险，让“生命不能买卖”成了全球立法者的底线。 “安乐死合法化，富人得利，穷人遭殃，”这句话在荷兰成了现实，2024年荷兰安乐死的案例里，农村老人、残疾人和低收入群体占了六成多，有个植物人患者的家属算过账：养他一年得花几十万，安乐死只要几千块。 家里要是因病返贫，病人“自愿”选择安乐死，背后可能全是经济压力，加拿大更过分，有些退伍军人等不到轮椅坡道，医生却建议他们“考虑安乐死”，这种“被选择”的悲剧，在医疗资源分配不均的地方特别常见。 更可怕的是器官交易，2023年，欧洲暗网曝光了好几起“安乐死卖器官”的案子：有钱人假装得了绝症，通过安乐死搞到健康器官。 联合国警告，资源分配不均的地方，底层人最先倒霉，要是安乐死和钱挂钩，那它“人道主义”的外衣下，可能藏着比疾病更可怕的罪恶。 荷兰安乐死合法化20年，适用范围从“快死的身体疾病”慢慢扩展到“精神疾病”，2024年，精神类案例从2010年的0.3%涨到了2.2%，30岁以下的患者有30例。 有个20岁的自闭症患者，被家里人忽悠着签了申请，他那时候能明白“死亡”是啥意思吗？ 英国2012年有个植物人，听到未婚妻的声音后手指动了动，说明医学判断有时候不靠谱，要是安乐死门槛降低了，谁敢保证“精神痛苦”不会变成新的“合理理由”？ 比利时2014年允许未成年人安乐死后，80岁以上昏迷或痴呆的老人里，“没申请就被安乐死”的案例多了起来。 这种“被代表”的死亡，正在动摇社会对生命尊严的看法，美国医师协会说，安乐死一旦合法，适用范围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后威胁所有弱势群体。 安乐死合法化的争议，其实是“技术理性”和“人文关怀”在打架，医学现在能精准控制死亡时间了，但我们是不是忘了生命的韧性？荷兰的例子告诉我们，安乐死解决不了痛苦，它只是把痛苦从病人身上转移到了社会上。 穷人因为没钱“被选择”死亡，精神病人因为判断力差“被代表”死亡，暗网里的器官交易越来越猖獗，我们失去的不仅是生命，还有对人性的坚守。 中国选了条更难但更人道的路：医保改革覆盖了80%的临终关怀费用，社区里建了“生命教育站”，培训志愿者陪终末期患者，伦理教育成了医护的必修课。 这些事儿可能没法立刻减轻痛苦，但它们传递了一个信念：生命的尊严不在于“没痛苦地死”，而在于“被尊重、被救治、被陪伴”的过程。 要是社会能给每个生命兜底，安乐死自然就没市场了，因为真正的文明，从来不需要用“死亡”来证明“尊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