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岁那年，她后来回忆：“最多的时候一天要被糟蹋20多次”，肚子被蹂躏得肿胀鼓起，日本兵就穿着军靴，一脚一脚狠狠地踩平。 雷桂英出生在1928年的南京江宁区汤山镇汤家村，那时候家里穷得叮当响，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穷日子里的雷桂英，哪怕要跟着父母去山上挖野菜、捡煤渣，哪怕冬天只能裹着打满补丁的破棉袄，也总还有点人间烟火的暖意。她爹是村里的佃农，靠着给地主种地换点口粮，娘则在家纺线织布，偶尔还会把攒下的鸡蛋偷偷塞给她，说“英子长身体，得补补”。1937年冬天来临时，她还攥着娘给的半块麦芽糖，盼着过年能有件新衣裳，可南京城方向传来的枪炮声，很快就撕碎了这个13岁女孩的所有念想。 汤山镇是南京的门户，12月初就被日军的先头部队攻破。那天雷桂英正和娘在村口的河边洗衣，突然听见一阵枪响，紧接着是村民的哭喊。她爹拽着娘和她往山里跑，可没跑多远就被日军追上。日本兵看她模样周正，一把推开她爹娘，像拎小鸡一样把她掳上了卡车，她爹娘跪在地上磕头求饶，换来的却是日军的刺刀捅进了爹的胸膛，娘也被一枪打死在路边。她在卡车上哭得撕心裂肺，却被日军用枪托砸晕，再醒来时，已经被关进了汤山镇的一处慰安所。 那间破旧的民房，成了雷桂英和二十多个姐妹的地狱。日军用铁丝网把房子围得严严实实，门口架着机枪，谁要是敢反抗，要么被当场打死，要么被拖出去打得半死再扔回来。她刚进去的第一天，就被三个日本兵轮番糟蹋，疼得她蜷缩在地上起不来，可还没缓过气，又被拽到了另一个房间。后来她的肚子因为持续的摧残肿得像个皮球，连路都走不了，那些日本兵非但没有半分怜悯，反而觉得她“碍眼”，穿着厚重的军靴往她肚子上狠狠踩踏，每一脚都像踩在她的命门上，疼得她几乎晕厥，却连喊出声的力气都没有。 和她同屋的还有个叫春桃的姑娘，比她大两岁，是从城里掳来的，春桃曾趁着日军换岗的间隙，偷偷塞给她一块烤红薯，说“活着才有盼头”。可没几天，春桃就因为反抗一个日军小队长，被活活打死在院子里，尸体被拖去喂了狼狗。雷桂英看着春桃的血迹在地上凝成黑褐色，心里的恐惧和恨意，像野草一样疯长，可她只能把牙齿咬得生疼，逼着自己活下去，她总想着，爹娘的仇还没报，她不能就这么没了。 她的侥幸逃脱，是靠着一个看守的良心发现。那个年纪稍大的日本兵，大概是见惯了太多惨状，某天夜里偷偷给她指了后院的狗洞，还塞给她两个饭团，说“往山里跑，别回头”。雷桂英拼了命从狗洞钻出去，光着脚跑了几十里山路，脚底磨得全是血泡，直到看见熟悉的山林，才敢瘫在地上放声大哭。可等她辗转回到村子，才发现家早就没了，房子被烧得只剩焦土，爹娘的尸体也没人收殓，她只能在废墟旁挖了个土坑，给爹娘立了个歪歪扭扭的木牌。 那场劫难给雷桂英留下了终身的创伤。她的肚子因为被踩踏落下了病根，一辈子都不能生育，身上的旧伤每逢阴雨天就疼得直打滚，更难熬的是夜里的噩梦，那些日军的狞笑和春桃的惨叫，总在她耳边回响。她后来嫁给了同村的一个老实汉子，丈夫待她极好，可她始终不敢提那段经历，直到上世纪90年代，随着越来越多的慰安妇幸存者站出来作证，她才鼓起勇气，颤抖着说出了自己的遭遇。 有人问她，都过去这么多年了，为啥还要把伤疤揭开给人看？她坐在自家的小院子里，摩挲着手上的老茧，说“我不是要博取同情，是要让那些日本人知道，他们做过的恶，我们没忘，也不能忘”。她的证词，成了控诉日军慰安妇制度的关键证据，可那些日本右翼分子却还在睁着眼睛说瞎话，否认这段历史。雷桂英到死都没能等到一句真诚的道歉，2007年她离世时，床头还放着爹娘的木牌照片，和春桃当年塞给她的那个已经褪色的红薯干袋子。 雷桂英的经历，从来不是孤例。在那段黑暗的岁月里，无数像她一样的女性，被日军的铁蹄碾碎了人生，她们的痛苦不是数字，是刻在骨血里的伤痕。那些试图抹去历史的人，永远也捂不住幸存者的血泪，永远也抵不过铁一般的事实。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