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唐棣华在得知彭德怀和浦安修离婚后，也产生了和丈夫黄克诚分开的想法，但就在唐棣华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上级领导中科院副院长张劲夫后，却受到了张劲夫强烈反对，最终在老领导的开导下，唐棣华打消了这个想法。 那时候的北京，空气里都飘着紧绷的味道。八届十中全会刚过，对黄克诚的专案审查已经摆上了台面。这位开国大将，因为1959年庐山会议上坚持支持彭德怀的正确意见，被错划入“反党集团”，所有职务一撸到底，每天要面对没完没了的问话和非议。他本就严重的眼疾，那段时间更是急剧恶化，一只眼睛近乎失明，另一只也模糊不清，整个人瘦得脱了形，沉默的时候多，说话也没了往日的底气。 唐棣华看在眼里，疼在心里，更怕在心里。她不是没经历过风浪的女人。1918年出生在武汉一个旧式富户家庭，父亲游手好闲、重男轻女，是母亲拼尽全力才让她得以读书。17岁考入山东大学化学系，她没走大小姐的路，反而跟着同学投身抗日救亡，在宿舍里秘密组织活动，甚至敢对着国民党警察喊出“要抓就把我们都抓走”的话。1941年和黄克诚结婚，洞房花烛夜就定下“以党的利益为先”的约法三章，跟着他转战苏北、东北，枪林弹雨里照料家人、筹集物资，从没想过退缩。 可1962年的难，和战争年代不一样。战争是明着的枪林弹雨，现在是暗着的排挤打压。孩子们在学校里被同学指指点点，出门买个菜都能感受到旁人异样的眼光。她自己在中科院工作，原本顺风顺水，却因为“黄克诚妻子”的身份，被边缘化，连正常的业务会议都偶尔被排除在外。就在这时，彭德怀和浦安修离婚的消息传来，像一块石头砸进了她本就不平静的心湖。 她知道浦安修的难处。那段时间，浦安修在北师大的职务被撤，被要求和彭德怀“划清界限”，连听中央文件的资格都被取消，走到哪都被警惕地盯着 。唐棣华看着浦安修的遭遇，忍不住代入自己——她怕再这样下去，不仅自己扛不住，孩子们的前途也会被彻底耽误。夜里看着黄克诚蜷缩在沙发上疲惫的身影，她心里像被揪着似的疼，一个艰难的念头反复盘旋：分开，是不是对大家都好？ 纠结了好几天，唐棣华还是找到了张劲夫。她低着头，声音带着不易察觉的颤抖，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没等她说完，张劲夫猛地放下手里的笔，脸色一下子沉了下来。这位当时主持中科院工作的老革命家，平日里待人温和，此刻却语气严厉：“棣华同志，你怎么能这么想！” 张劲夫太了解黄克诚了。他知道这位大将一生刚正，哪怕多次被错误批判、降职，甚至险些被杀头，对党的忠诚从来没动摇过 。四平保卫战的时候，黄克诚明知违逆指示可能挨批，还是坚持如实上报战况，提出合理建议；庐山会议上，明知道支持彭德怀会惹祸，还是不肯说违心话。这样的人，不是投机分子，是真真正正的革命者。 “现在是什么时候？是老黄最难的时候啊！”张劲夫放缓了语气，拉着唐棣华坐下，“你跟他走了二十多年，枪林弹雨都一起扛过来了，现在这点风浪就想散？我们共产党人的婚姻，不是顺境里的花前月下，是逆境里的相互托底。”他顿了顿，眼神里满是恳切，“老黄的为人，党和人民心里有数，他的问题总有水落石出的一天。你现在离开他，不是帮他，是在他心上插刀子，还中了别有用心之人的圈套——他们就是想让我们的同志众叛亲离！” 张劲夫的话，像重锤敲在唐棣华心上。她想起和黄克诚刚结婚时，他那个从不离身的铁皮箱子，大家都以为装着财物，打开却是满满一箱书。想起1952年她父亲因贩卖鸦片、通敌被判枪决，她只向黄克诚提了“见最后一面”的请求，黄克诚二话没说就答应，既守了原则，也顾了她的情面。想起这些年，黄克诚定下的家规：不用公车办私事，孩子们上学挤公交，儿子结婚用自行车接亲，从不搞特殊。这样的人，这样的感情，怎么能在他最难的时候放手？ 眼泪顺着唐棣华的脸颊往下掉，心里的纠结和动摇一点点消散。她抬起头，对着张劲夫重重地点了点头：“张院长，我明白了，我不走，我陪着他等。” 从那以后，唐棣华再也没提过分开的事。她把更多精力放在照料黄克诚的生活上，给他读报纸、记笔记，帮他整理申诉材料。“文革”期间，黄克诚被关押，她想尽办法给丈夫送衣物、传消息，顶着压力把四个孩子拉扯成人，教他们挺直腰杆做人，不抱怨、不消沉。 1978年，历史终于给出了公正的答案。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黄克诚被平反昭雪，随后出任中央纪委常务书记，重新为党和人民效力 。他和唐棣华，这对在逆境中坚守的夫妻，终于迎来了风雨后的彩虹。后来有人问起当年的事，唐棣华总是说：“多亏了张院长的点醒，夫妻本是同林鸟，革命夫妻更该共患难。” 真正的感情，从不是顺境里的甜言蜜语，而是逆境中的不离不弃。唐棣华的纠结，是特殊年代里普通人的真实挣扎；张劲夫的反对，是老革命家对原则的坚守、对同志的爱护；而这份跨越风雨的相守，更是革命年代最动人的底色——它告诉我们，信仰之外，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