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68岁泰戈尔访华，悄悄住进徐志摩家，深夜非要睡陆小曼床上。徐志摩欣然答应，跑去睡客房，留下陆小曼左右为难。没等她做出回应，泰戈尔已经边卸衣服，边走进她的卧室。 这一情节多年后被写成趣谈流传，但回头去看当时的日记、信件，没有一处能对上这番说法。徐志摩的朋友郑振铎，同行者冰心，还有陆小曼自己，都没提到这类事。 事情的背后，是一场真实的文化碰撞，一次不同年龄、背景、语言的人之间关于诗、哲学和文明的交流。 五年前的1924年，泰戈尔第一次来到中国。当时他刚在维也纳讲学归来，经停新加坡，辗转抵达上海。那次是中国教育部和中日文化协会邀请的。徐志摩一路陪同，从北京讲到南京，从北大讲坛走到清华课堂。 他听不懂中文，讲演靠英文，翻译全由徐志摩负责。两人年纪相差30岁，一个印度老诗人，一个中国新诗推手，却因诗歌一拍即合。 徐志摩给他取名“素思玛”，意为思绪柔和；泰戈尔则送给徐志摩一首短诗，写在白宣纸上，墨迹至今仍藏在国家图书馆。 在北大讲演那天，下着小雨。泰戈尔一袭白袍，站在讲台前说：“东方文化不该被西方轻视。”这句话当场引来雷鸣般掌声，也有鲁迅那样的人批他“空谈”，但更多人记下了那天他在讲台上微微颤抖却坚定的眼神。 1929年再来中国，泰戈尔已然身体虚弱。他没走高调路线，只去南京、杭州走了走，最终落脚在徐志摩上海福熙路的家。 那是一栋三层洋楼，客房够用，客厅摆着陆小曼的油画，还有一台德国钢琴。徐志摩亲自去上海码头接的他，穿着西装没打领带，拎着茶叶罐。 泰戈尔笑着拍拍他肩，说：“我老了，你还年轻。” 住下的第二天早上，泰戈尔起得早，坐在院里喝红茶。陆小曼从楼上下来了，披着围巾，给他弹了曲子，是德彪西的《月光》。 弹完，泰戈尔眼眶有点红，说这首曲子像他在印度河边听过的风声。他喜欢这个女子，觉得她不像传闻那般轻浮，而是有种骨子里的沉静。 晚上，郁达夫和邵洵美来吃饭。聊着聊着，就聊到翻译诗的节奏问题，徐志摩有些激动，说中文翻译不能死守原文节奏，要活着译，像呼吸。 泰戈尔点头，说在英译《吉檀迦利》时也做了删改，诗的灵魂比文字重要。 那天夜里，泰戈尔有些犯晕，或许是旅途疲惫，又或是旧疾复发。陆小曼倒了茶送过去，徐志摩在一旁陪坐。没人再提“床”的事。 那些流言，或许就是从这夜里被人编出来的。 但那夜过后，泰戈尔真的写了一首短诗给陆小曼，说她“指尖下的旋律，如光洒进石缝”。那诗没有公开发表，只藏在陆小曼的日记里，后来在她去世后，被发现于一个上锁的抽屉。 这次访华结束前，泰戈尔去了杭州，和几个书院学者谈了文化复兴。他说印度人失去了自己的声音，正在找；中国也在找，不该只是模仿西方。 他回印度后，把这段旅程写进了自己的日记，说这是“文化在动荡中的一次安静对话”。 事情讲完，陆小曼的床是否真的被泰戈尔“抢睡”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在那个年代里，有人跨越国界去理解另一个文明，有人用诗、琴、文字架起桥梁。
